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2)
2013-08-03 01:13
导读：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
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淫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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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