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3)
2013-08-03 01:13
导读：。[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
。[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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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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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邹逸麟.黄淮海平原[M].合肥：安徽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