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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式农牧制度
汉人的生产特点是精耕细作。汉人到那里几乎都表现这种技术特点,而不论所到地区的生态如何,这表示这种技术特点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与生活习性相一致的技术文化。与汉人相反,欧洲文化的特点就是农牧结合。欧式的农牧结合要一定的规模,也需要有一定的村庄共同行动,村庄放牧地是共同的,耕地的休耕时期大体上也是同步的,由于要照顾到休耕期内的放牧,所以,各户一般要在收获和轮作制度的安排上与村庄集体活动相一致。马克布洛赫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有两种习惯深深地触动了中世纪乡村的农田生活,这就是强制性轮作和强制性牧场。⑤这种习惯在景观上形成村庄周围有序的牧地和耕地组合。三河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牧地是统一的,前面业已提到,乡村议会要讨论共同耕作和生产方面的事务,所以轮作程序也在控制之中。只是后贝尔加湖地区和三河地区的生态条件使他们的经营模式与欧洲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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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豫察报告》,北满调查所1936年8月,第5—6页。
②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2、60页。
③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3—15页。
④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25—26页。
⑤ 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等译:《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靠近东边兴安岭地区的森林地带有肥沃的黑土地可以进行化耕作,也有许多的草场
可以作打草场,差一点的草原可以作放牧地。村庄周围的土地利用模式分成放牧地、打草地、耕地或森林等几个模块。以村庄为中心,向外依次的分布一般是放牧地、采草地、耕地和森林,其它不能利用的土地参差其中。满铁专家对上库力村1940年的土地利用调查表明,紧贴村落的外围是放牧地,其范围大体在村落外围4—5公里;放牧地的外围是采草地,采草地位于村落外5—20公里的范围内。蒙古人长期不打草,更不划分打草地,夏天逐水草,冬天让牲畜啃雪吃枯草。直到人民公社时期,蒙旗才大规模有序地划分出打草地;采草地的外围才是耕地,也在村落外5—20公里的范围内,与打草地交错分布,位置总比打草地更远一些;最外围是森林,大约在村落外23—30公里以外。①放牧地最多,占60%,打草地次之,占33%,农耕地占6%,蔬菜地在各户的院落内,占1%。②由于有很多的放牧地,放牧时间也很长。从农历4月上旬到9月下旬,是三河的放牧期,三河人也雇佣蒙古人放牧。由于公共放牧地都在村边,各家的放牧距离是一般在村庄2—4里的范围内。③这种土地利用序列也与欧洲一般农村不同,欧洲农庄周围一般也是耕地。这是哥萨克在后贝加尔湖丘陵地区特有的农业方法。那里屑丘陵地带,存在着永久冻结层,农民们只将丘陵南部或东边的地带开垦为田,丘陵下部平地往往只作放牧地或刈草地,自然就形成了近草地远耕地的格局。这种用地方式也成一种可的文化,到三河后,他们自然也寻找这种自然条件复制了这种土地利用模式。从海拉尔到三河的旅行观察者们发现,耕地也都在丘陵中部的斜缓坡上。满铁调查人员认为由于这些地段日照条件好,才用作耕地。低洼地带阴冷,日照少,故作放牧地和打草地。④作为一种迁移的,三河人选择这种地段种植,放弃大量的平原地区,不能不说有文化习惯的力量在其中。村庄相距一般只有5—6里,以牧为主、以农为副。由于土地肥沃,开垦第1年时一般只翻草,不种植,用机械的土壤耕作将杂草翻于地下,经过1年的时间,杂草转化成可供作物吸收的养分,这是典型的欧式土壤耕作法。刚开垦的耕地称为扎劳嘎(ザロ一一グ),2年以后,土壤熟化,人们称其为米亚高起(ミャ——コチ)。⑤土壤耕作制与后贝加尔湖地区相比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连名词都一样。由于土地充足,一定年限后,随着肥力下降,便弃耕不种,另选地耕种。这种耕作制继承了欧洲休耕、翻草和轮耕的传统。新开垦的土地一般是种小麦,且连种3年,以后往往种2年的燕麦或大麦等一般耗地作物,最后种植最耗地的荞麦,地力耗尽后,弃耕另种,让地力自然恢复。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当时的休闲地随处可见。⑥当时的日本调查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农法的欧式遗传,而是将这种方法与当地的达呼尔人农法相提并论,认为这种不施肥的农法是落后的。①每个民族在土地丰富的条件下往往都采取类似的休耕方法,汉人进入蒙地也实行休耕,但三河的这种有序的土地规划却是当地其它民族所没有的。
三河人用3种方法播种。最原始的一种用,胸前吊着耙斗子,用手撒播,撒播后覆土。贫农多用此法,因种地不多,1日可播种1.1公顷;另一种方法用畜力,用3头马牵引,这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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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24—25页。
②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67页。
③ 山本真:《三河竝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5—37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66—67页。
⑤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5—15页。
⑥ 原龙三:《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及牙克石附近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334—335页。
⑦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81页。
的欧式马力耕作,中农和大农多用此法,1日可播种4.4公顷;最高级的,是机械播种,代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只有资金充足的大农才能使用这种播种方法。大农家当时使用的这些机械的价格是相当高的,脱谷器在当时价达1 500元,但1个小农家庭使用的耙斗子只有1元。三河人当时努力地扩展耕地,扩大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不甘心于像汉人那样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生活。这是他们购买机械的动力。①犁是欧式的。在上库力村,有5台火犁一一机械动力牵引犁,用拖拉机牵引。也有些机械是畜力牵引的,干草刈取机和集草机都是畜动力的。②耙和一些其它工具也是畜力牵引的。满铁调查所记载的农具名字多有英文名和俄文名,没有日本名或汉文名,说明这些工具在中国内地和日本都少见。刈草机、播种机、集草机、收割机、束草机和脱谷机的使用,大大高于内地50年代以后的农业机械化水平。1933年到1934年左右,各乡村的收割机有24台,每村平均1台以上,割草机达246台。③
不同的经营阶层有技术和效益的差异,与迁移有关。小农的土地规模只有5公顷左右,大约有马4—5头,牛10头左右,羊10头左右,纳税20—50元。对这样一点耕地而言,人、畜力是足够的,为了增加收入,常为他人佣耕,没有必要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农经营规模约为15公顷左右,马10头,牛35头,羊50头左右,纳税大约为50—100元;大农的耕地面积约为25公顷左右,马15头,牛60头,羊125头左右,纳税大约100元以上。规模越大,越雇人并使用农业机械,越有规模效益。有意思的是,经营规模大小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结果,却是迁移史形成的。92户的调查表明,47户最小规模的农民平均是1930年移人的;27户较小的农户是1927年移人的;9户中农是从1922年移人的;8户大农是从1920年移人的;1户极大农是从1919年移人的。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能力经营,租种的土地越多。很明显,一是由于来到三河的人经营素质较高,可以应付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劳动技能;二是三河一带有充足的土地供人租种。④上库力村的调查也清楚地显示这种趋势。1户1928年到上库力的农户,刚到的那一年不种任何地;第2年才开始耕种,只种了0.6公顷;1930年种1.6公顷;1931年2.1公顷;1932年3.3公顷;1933年3.9公顷;1934年4.4公顷;1935年5公顷;1936年5.5公顷;1939年6.6公顷;1940年8.8公顷。⑤三河是蒙地,制度上不允许私有,移民只有向当地政府借地耕种。一般是根据自己能力占地,然后向当地政府登记纳税。1924年,政府只对三河俄人所种的小麦收税,其它作物免税。成为中国公民后,俄人的税率高于汉人。在20世纪20年代,得布尔河和哈尔乌河流域内汉人的租地税率大约是11元/公顷,俄人是17元/公顷;在根河流域,汉人为]4元/公顷,俄人则高达20元/公顷。⑥
当时中农和大农的经营形态代表欧洲近代农业文明的水平,而这种文明的形成无疑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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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49、79页。
②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38页。
③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Ⅱ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15一16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52—54页。
⑤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56—57页。
⑥ 原龙三:《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及牙克石附近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330--331页。
间有关。原来的耙斗子耕种也是俄人的方法,但那只是起点,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移植文化的发展,使移植文化脱离早期的原始水平,达到复制文化在原来地区的最高水平。这一过程明显需要时间。正像树木的移栽,一开始是萎缩,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恢复成原样,甚至在新的地区产生出生优势。这种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农牧业生产技术,再加上他们有效地利用了三河地区的生态和环境,最后终于使三河地区产生了巨大变化。7—8年以后,俄人将这一块地方从荒地变成北满少数的粮仓之一。①
四、对环境与市场的自组织过程
在三河文化的移植过程中,一些要素不发生变化:东正教、俄语、木房子、兵农制、农牧业技术,等等,这都是不发生变化的因子,原样复制。还有一些要根据新地区的条件进行调整的变化。这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三河人利用当地的牲畜资源培育出新的品种;二是通过对中国市场的适应,产生了三河特有的公司制度,并将产品远销千里以外。这不是一种文化的变异,而是一种文化对周围生态与环境自组织的结果。
蒙古马和蒙古牛长期保持着单一的血统,偶有外血融人,但基本上仍保持不变。俄国人逃难时,赶着后贝加湖地区的牛马来到三河。他们对生物学上的杂种优势利用,使三河的畜牧业水平非常突然地产生了变化。奶牛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还是一件新鲜事。传统蒙古牛的产奶能力极低,但蒙古人长期以来游牧为生,就这么吃牛肉、喝牛奶,不去注意选种、育种。俄人到来以后,引进了奶牛,而且还利用当地品种改良了奶牛。他们带来的奶牛品种有贝加尔种、西伯利亚种、俄国改良种和西米塔鲁种。他们用后贝加尔种和俄式牛的杂种,与蒙古牛杂交形成有杂交优势的奶牛一一蒙古改良种奶牛。传统的蒙古母牛每年只产奶45磅,杂交改良种产奶达95磅,远高于原来的后贝加种奶牛,这种蒙古改良种奶牛后来成为著名的三河牛。到1934年左右,三河周边地区的许多俄国人居住区都普及了这种奶牛。三河牛的出现甚至是中国畜牧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像样的本土血缘的奶牛。三河马的形成也很有意思,蒙古马个头小,没有什么特色,但三河马却成了当时闻名东南亚的赛马。三河种马场有各种贝尔加湖地区的马,种牡马大部分是后贝加尔种与俄国种或其它种的杂交种。一般人家将它们自己的蒙古种牝马拉来配种,后代的杂交优势逐步显示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混血不断地进行,配种牝马大多数也成了后贝加尔种与蒙古马的杂交种,这便形成了有名的三河马。由于后贝加尔湖的马具备赛马特质,三河马也出了许多赛马。这是一般的蒙古马所达不到的。③三河牛在1949年以后被选育和推广。到1989年,呼盟有三河牛10万头,母牛4万头,无论在产奶还是在肉用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05天的胎次产奶量可达3 245公斤,几乎是一般蒙古牛的6倍。三河马也因力速兼备而备受欢迎。但建国后育种的方向注重于役用,赛马的特质不见了。③目前,中国在大型国际运动会上没有像样的国产赛马。
三河人不但通过育种对本身的三河文化进行了提高,也利用当地的市场条件对生产,特别是牛奶和奶酪的生产进行自组织。形成了村庄合作。这种合作以制酪工场为核心,形成工场一一村庄的复合体系。俄人各家每日朝夕二次榨奶,除自用外,剩余的部分送到奶酪加工厂,计量后作价计,制成奶酪后统一销售。当时的奶酪生产也属于新生事物,这是俄式加对中国市场适应的结果,这种适应也产生了当时一般企业所达不到能力。他们的统一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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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坂本弥直:《额尔古纳左旗三河地方畜产事情调查报告》,昭和九年十一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17页。
② 山本真:《三河竝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4—22页。
③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一123页。
业在海拉尔、哈尔滨都有办事处,产品输送到全满洲甚至北部中国。这种幅员广大的影响只是由几十个村联合的结果。①现代的蒙牛、伊利等大型奶业公司也走这条路子,但这已经是在70年以后了。当时的汉商只会贩东西,不会组织生产。俄国人初到三河时,他们的生产尽管是一种高级的农牧结合文化,但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给自足。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生产的扩张能力表现出来了。1924年左右,他们就开始生产奶酪,开始时上库力工场的奶酪产量只有480磅/年,以后其他村也设厂生产,生产能力达1 000磅/年。以前东北的奶酪靠苏联进口,随着中苏边境封闭,三河的奶酪抢先占领了东北市场。另外,三河人也在自己的范围内成立了面粉加工厂,供应的范围达到哈尔滨、齐齐哈尔。三河面粉公司是个合资公司,由1名日本人、1名犹太人和1名俄国人合资而成。②
粮食和牲畜出售完全利用当地牲畜市场,有各种合作社和公司组织收购。在上库力村,小麦的商品化率为50%,大麦也是50%,燕麦为54%,其它作物基本上全部商品化。俄人所打的草也部分商品化。③这都是利用当地市场运作的。利用当地市场,三河人也会很方便地得到外地货物,商业网络不但提供了汉人的杂货和酒类一一俄人特别愿意喝酒。也提供了前苏联的进口消费品和生产工具,消费品包括洋灯、油、食器、皮靴等物。④工具来自有一定规模的洋行或公司。与上库力村打交道的公司有孔士洋行、万国农具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在哈尔滨。设在海拉尔的秋林洋行也是三河人常打交道的洋行。一些小的合作社,也可以为三河人供货,甚至就在本地向俄国人卖农具。⑤新文化一定程度上仍需要母体的供给。随着市场的发展,村落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利于生活和发展。各村落到海拉尔的市场距离一般有200公里左右。合作组织建立以后,一般村落距三河合作商店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三河面粉公司也在三河村落区内,许多村落距离面粉厂很近。也可以通过邮电局向外发送信件。⑥
总之,随着三河聚落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文化通过对其周围环境进行自组织,不但没有改变源文化,而且使源文化更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