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2)

    讨论两汉时期蝗灾问题的文章有：官德祥《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和张文华《汉代蝗灾论略》(《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官文体现了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出两汉蝗灾发生范围，并提出在分析汉代蝗灾史料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文中特别强调了水灾与蝗灾的相关性，并评述了汉人在蝗灾发生原因认识上的两种对立思想：以董仲舒等为代表的灾异谴告说与王充为代表的反对说。另有陈业新《两汉时期蝗灾探析》(华中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学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等文章。

    唐宋元时期蝗灾问题的研究有：张剑光、邹国慰《唐代的蝗害及其防治》(《南都学坛》1997年第1期)对唐代的蝗灾发生与治蝗措施作了介绍。周怀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光明日报》2000年7月14日)认为生态的破坏，改变了物种之间的平衡，蝗虫的天敌受到损害，因而致使蝗虫成灾，颇有新意。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重点探讨了唐代蝗灾的影响，认为蝗灾救治的好坏成败与国家政权的强弱兴衰有密切联系，进而指出从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去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会更确切、全面。地区叶鸿洒《北宋的虫灾与处理政策演变之探索》(《淡江史学》第13期，1991年10月)认为，北宋是一个蝗灾分布范围广且蝗虫出现频率高的时期，北宋政府治蝗的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以务实的态度积极治蝗，颁布了许多除蝗诏令，因此取得了不斐成绩。关于元代的蝗灾研究，有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规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和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两者都选择元代1238—1368年华北地区的蝗灾作为研究点，前者分析其时空分布及群发性，认为元代蝗灾发生具有周期性，大蝗灾表现出11年左右周期，特大蝗灾期表现出60年左右周期，这种周期性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后者进而探讨了蝗灾的时聚性，即蝗灾在一定时段内集中发生的特点。再次重申蝗灾发生具有周期性，并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联的观点。与此持相近观点的是宋正海主编的系列丛书之《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出版社，2002年)第十二章“宋元时期蝗灾多发期和太阳黑子活动”，大量运用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宋史·五行志》和《元史·五行志》的相关，计算出宋元时期的蝗灾大发生年与太阳黑子磁周期的相关性。书中对宋元时山东地区的蝗灾进行统计，认为该省蝗灾发生有着明显的多发性，与太阳黑子11年活动周期有关。李迪《元代防治蝗灾的措施》(《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1998年第3期)指出元代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思想是历代王朝中表现最突出的，并认为元代所建立的由下而上、层层负责的除蝗机构是上一个的创举。周峰《金代的蝗灾》(《考古》2003年第3期)对金代蝗灾的特点及其防治作了简要介绍，根据作者的统计，金代120年间大蝗灾发生20次，平均每六年一次。

    明清时期的蝗灾问题，由于材料保存较全，因此备受关注。王均《明代蝗灾的研究与制图》(宋正海等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生人综合集》，学苑出版社，1994年)，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探讨了明代蝗灾发生的生态背景、时空分布和防蝗救灾措施，并绘出不同等级的蝗灾分布图表，探讨编制宏观性的明代全国蝗灾图、单次特大蝗灾分布图、分时段或分地区的蝗灾统计地图等三类蝗灾地图的方法与作用。满志敏《明崇祯后期大蝗灾分布的时空特征探讨》(《历史》第6辑)是典型的个案研究，作者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现代地理空间技术、自然科学的方法再现明崇祯大蝗灾的原貌，同时运用“耗散结构”、“侵变”、“负熵”等概念，探讨由于气候、环境的原因而形成的蝗虫的迁飞特点与蝗灾的扩散模式。台湾地区蒋武雄《明代之蝗灾与治蝗》(《中华复兴月刊》1989年第22卷第3期)对有明一代的蝗灾及捕蝗之法多有论述。马万明《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也谈及明清蝗灾的空间分布情况，重点是对明清治蝗措施进行全面详细论述。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探讨了在面临蝗灾时，清代政府的控制体系，国家与乡村在灭蝗过程中的关系以及治蝗政策的变迁。指出清代的捕蝗体制是皇帝监控下的总督、巡抚负责制。文中的诸多论断都将推动学者对国家在除蝗问题上所实行的管理机制的深入研究。李文海等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有“飞蝗七载”一节，对清朝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有全面介绍与分析。

    相形之下，专门就某一地区的蝗灾状况作研究的成果较少。杨定《古代广西的蝗虫》(《广西植保》1993年第1期)列表显示古代广西蝗灾史实及相对应的气象情况，以此说明天气状况与蝗灾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史料反映的广西蝗灾平均23年一次的结论有疑问，认为广西的螟灾记录不多见，其原因之一是史书所载出现了螟蝗误写的情况，为此作者还列有“古代广西螟虫发生统计”、“古代广西害虫及有害生物记载及比较”等表来论证。尹钧科、于德源、吴文涛《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对北京历代的自然灾害进行综述，关于蝗灾部分多根据正史、实录、自然灾害资料汇编及有关方志的记载，对北京的蝗灾史有比较清晰的介绍，并对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及各朝的救灾措施进行了探讨。由于蝗虫的生态习性，尤其对温度和湿度的适应性，因而蝗灾资料具有气候上的指示意义。张德二、陈永林《由我国历史飞蝗北界记录得到的古气候推断》(《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据此利用我国古代有关飞蝗的文献记录，整理出近1000年来飞蝗北界变动的资料，推断出飞蝗发生在我国北纬41°以北地区时的气温条件，并进而推断出古气候。该文有助于了解我国蝗灾发生的北界。另外，陈永林、张德二的《西藏飞蝗发生动态的历史例证及其猖獗的预测》(Entomologia Sinica，1999年第2期)利用西藏历史材料，对西藏蝗灾发生的时间、地域分布、海拔高度、发生的间歇性规律进行探索，得出蝗灾发生时段、频率的一些认识。作者对西藏蝗灾的介绍是对我国蝗灾发生范围认识上的一个补充。此外还有倪根金《广东历史上的蝗灾》(《广州》1997年第5期)等文章。

    治蝗技术与禳蝗研究。古人在处理蝗虫灾害的问题上存在着积极除蝗与“以德去蝗”的两种相异的做法，现代学者们一直都努力全面整理和研究古人的成功经验，以求对现代治蝗工作有所帮助。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少相关的专题论文。梁家勉、彭世奖《我国古代防治农业害虫的知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将古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治虫方法分为五大类：人工防除、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防除、防治，并对这些方法的技术操作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彭世奖《中国历史上的治蝗斗争》(《农史研究》1983年第3辑)，肯定了历代政府为治蝗而颁布的政令和采取的措施。文末所附的“历代治蝗纪要”一表对史籍上所载的古代官民在蝗虫认识与治蝗问题上的重要活动作了记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胡淼<(赣榆县志)记载的蝗虫天敌》(《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介绍了几种蝗虫的天敌。另有陈永林《我国是怎样控制蝗害的》(《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潘承湘《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章。

    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古代的蝗灾巫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深刻论证了观念上的错误认识是导致我国古代治蝗不力的一个因素。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民俗学角度，对各地驱蝗神的来历与演变进行研究，并从中分析中国古代蝗灾的分布情况。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一书第二篇“方志的地价值”之五“八蜡庙之例”专门就祭祀蝗虫的庙——八蜡庙作了介绍，作者通过查阅3000多种方志及亲身对各地八蜡庙的走访，绘制了“蝗神庙之分布”图，从中得出中国蝗灾的分布与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数量成正比的结论。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一书中“八蜡庙及刘猛将军庙之例”一节对刘猛神的来历及其在民间杂神的地位作了介绍。作者对陈正祥关于中国福建等四省没有驱蝗神庙的论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南方有蝗灾的发生，并且也有一些具有驱蝗性质的神庙如广西省的三皇庙、刘猛庙、梁祝庙等。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一文利用方志材料，对江西省主要是赣北地区的刘猛将军庙的分布、功能、建置时间及同一时期的蝗灾发生情况进行了介绍。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论述了清代山东重要的驱蝗神刘猛将军、八蜡神、金姑娘娘、沂山庙、东平王神等几种驱蝗神的来历及演变，对清代山东各地不同的信仰转变多有论述。另有，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流变初探》(《民俗论丛》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的来历和流变》(《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第5辑，学林出版社，1992年)，吴滔、周中建《刘猛将军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等也探讨了各地驱蝗神信仰，并谈及蝗神庙与蝗灾的关系。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