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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3)

2013-08-16 01:05 治蝗类古农书积累了古人治蝗的丰富经验，是宝贵的遗产。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故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面世。如前文提及的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一书，详尽介绍了古代多种治蝗类农书。彭世奖《治蝗类古农书的评介》(《广东图书学刊》1982年第3期)，对宋以后的捕蝗专书或古农书中的治蝗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论，重点对清代的治蝗专书进行分类介绍与评介。作者在文末绘制的“治蝗类农书一览表”介绍了29本治蝗著作，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曹建强《漫谈治蝗文献》(《中国典籍与》1997年第2期)及肖克之《治蝗古籍版本说》(《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治蝗古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各种版本作了介绍与评介。另外在除害救荒类的著作中大都有对治蝗类古农书的简略介绍。

    具体深入考证或研究某一治蝗书的论文有：闵宗殿《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考古》1981年第1期)一文特别介绍了养鸭治蝗的经验和实际运用情况。明代徐光启的《除蝗疏》是极著名的治蝗历史文献，邹树文《论徐光启〈除蝗疏〉》(《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6期)一文，对它的来历与内容、独创之处、卓越贡献及缺陷，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并对由此疏派生出的清代各种捕蝗手册作了系统介绍。王永厚《徐光启的〈除蝗疏〉》(《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也谈及《除蝗疏》的实用价值。彭世奖《蒲松龄〈捕蝗虫要法〉真伪考》(《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及《蒲松龄〈捕蝗虫要法〉真伪考续补》(《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通过史料分析并对比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献，得出蒲氏一书系后人以钱炘和《捕蝗要诀》为主体改撰而成的伪书，并考证出该书的原型是清代道光十六年杨米人的《捕蝗要诀》。刘如仲《我国现存最早的李源〈捕蝗图册〉》(《中国农史》1986年第3期)介绍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捕蝗图册，并将李源的与清代杨米人、钱炘和、陈崇砥所著的三种捕蝗图册作对比论述。

    蝗灾史料的收集与整理。20世纪80年代后，史料收集工作取得新的进展。闵宗殿《〈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补》(《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一文，作者通检了100册《明实录》，对《明史·五行志》中的蝗灾记录作了补充与校正，从中出137次之多，较之《明史》中的记录多了一倍。西藏历史馆、西藏科学院等编译的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灾异志——一雹霜虫灾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三部分“虫灾”收录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西藏地区有关蝗灾及治蝗档案资料40件，从中可以初步了解到当时西藏地区的蝗灾发生频率、治蝗思想和治蝗技术。

    1980年后各地又陆续出现了十几种自然灾害资料汇编，都或多或少包含有蝗史资料。其中全国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写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它采用汉至元代的正史、明清实录等资料，统计出385个年份发生过蝗灾。该书与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相比，各有特点，可相互补充，对比使用。但两者对实录中的材料整理的不够全面，而且对有些材料的利用还需要核实。宋正海等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出版社，1992年)，有自己的特色，主要从地方志和正史等文献中搜集，统计出334个年份的蝗灾记录，但记录的材料也不甚详细与全面。类似的还有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7年)、陈振汉等编《清实录史资料(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孟昭华编著《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一书，论述各朝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罗列了具体的灾害史料，该书的重点是阐述各朝具体的救荒措施，史料丰富且集中。这也是了解中国蝗灾发生状况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地方性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资料室编《广西壮族自治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9年)、赵传集主编《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1980年)、贵州编《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湖南省气象局气候资料室编写发行的《湖南省气候灾害史料(公元前611年—公元1949年)》(1982年)、河南省水文总站编写的《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包括旱、涝、蝗、风、雹、霜、大雪、寒、暑)》(1982年)、山西文史研究馆编印的《山西省近四百年自然灾害分县统计》(1983年油印本)、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写的《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85年)、河北省沧州地区植物保护站编《河北历代蝗灾志》(1985年)、张杰主编《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对广东省主要的方志材料进行整理，统计出100多个年份的蝗灾记录，是论证华南地区蝗灾发生的有力材料，同时附录一“广西部分地区自然灾害史料·虫灾纪录”和附录二“福建部分地区自然灾害史料·虫灾纪录”，分别收录桂闽两地的蝗灾史料。此修订本比20世纪60年代内部出版本增补了几十万字史料。这些载有蝗灾的史料集也存在遗漏，有些可能还存在错误，引用时须加注意。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蝗灾的成因及发生特征、治蝗措施的等方面作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为把中国灾害科学推向新阶段准备了条件。但是，中国蝗史与治蝗史作为一个专门性的研究工作来说，却没有出现一本全面、深入、系统的专著，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因此，把蝗灾和治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完成一部中国蝗灾与治蝗通史，应该是蝗史研究者今后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在以后的研究中尤应关注如下几个方面：1．加强对历代蝗灾史料的整理、统计，充分利用方志、实录、档案等各种历史文献，对一省一朝的蝗灾进行统计并分析其规律。而且应该对蝗灾灾情进行等级量化的研究，形成一个普遍能接受的度量标准，以便对蝗灾进行归类研究或对比研究；2．加强多角度分析，尤其是从生态破坏的角度去考察蝗灾发生与加剧的综合因素，对历代治蝗思想、政策及组织演变进行系统、深刻的研究，形成中国蝗灾与治蝗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模式；3．加强对古代治蝗著作的校释、整理，对其中的精华内容进行资料汇编；4．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是加强对古代各项治蝗技术的技术源流，技术操作，技术使用的合理性、科学性的阐述，便于继承与发扬古代行之有效的治蝗法。如能对以上所做资料汇编利用信息技术制成光盘或是实现网络检索，也是学者们非常期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