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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古今杂陈的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外部冲击和民族情感的内在需求,“新浙派”的画家们并没有武断地排斥和拒绝西方文化,他们坚持走民族之路,从维护民族精神及自我时代使命感出发,选择了走“传统出新”这一道路。同时他们无时无刻不警惕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威胁,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画生存的危机,他们认为“传统出新”才是维系本民主绘画的最大活力。所以他们明确地表示“不赞成中国画西化”,主张“中国画要发展自己的独立成就,要以特长取胜。” ⑹“中国绘画实处于东方绘画统系中最高水平的地位,应该‘当仁不让’” ⑺在他们的眼中,画虽一艺,然一样关系到国家、民族,那种不利于本民族文化成长、发展的成分就要拒绝,不能漫无原则地吸收,如果一味地摹拟西方,最后变成了“洋奴隶”,更谈何国家、民族。
新浙派选择“传统出新”这条道路,他们坚信“温故而知新”,“新”从“故”来,然后在结合时地、结合自然、结合自己的思想智慧,可以“新新不已”。黄宾虹在82岁还未被人们所认可,有文章批评其画“一团漆黑”、“眉目糊涂”,其人“自以为是”、“不肯精益求精”。 ⑻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作品讨不讨人喜而放弃自己的追求与探索,他有他的责任感,同样坚持走自己的艺术道路。潘天寿在被剥夺了教学权利的时候同样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中国画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一次,他看到美院的同学在用西洋素描画中国画人物的时候,指出“要把脸洗干净”。 ⑼促使了方增先、李震坚等一代人将中国画的水墨技法运用到写实人物中去,从而诞生了领导时代潮流的“浙派人物画”。正是有了潘天寿的关心、支持和舵向,才能使“浙派人物画”与中国的传统文脉相接,既保持了要反映的现实内容,又保持了中国画笔墨的特色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艺术形式。再有新浙派代表陆俨少,在被打成“右派”时,白天在画院参加劳动改造,晚上回家还完成了两百多幅课徒画稿,文革期间因“地主”出身被批斗,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画画,画画对他来说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新浙派的画家中的陆抑非、顾坤伯、余任天等新浙派的老艺术家们无不是在困境中坚持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新浙派的画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应了时代的创新命题,黄宾虹的“浑厚华滋”不仅是独特的绘画风格和美学范畴,更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生命。潘天寿的“一味霸悍”同样有力的诠释了时代审美思潮中的“现代感”和“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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