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浙派画家的中国画的创造观(1)

 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介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打击和冲撞，这个“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中国画面临着被同化、消解的严峻考验。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画的革新与发展做了不同方向的尝试和努力，“折中的”、“全盘的”、“整合的”、“融合的”、以及各种彩墨、水墨实验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纷纷以自己的革新观念，紧跟时代的巨变争取刷新世人的视觉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使艺术的自律性在近代艺术的发展中失效。历经世纪风云，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挖掘，在传统自身求得革新与发展，坚持“传统出新”才是中国画发展的最佳出路。作为“新浙派”的代表人物黄宾虹、潘天寿等以传统的自信心和开放的姿态坚持走“传统出新”之路。“我们应该自己站起来，发扬我们民学的精神，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着和任何来着握手！”⑴这就是“新浙派”的胸襟和气魄。下面我们进一步揭开“新浙派”这一画家群体如何在这个纷乱的中国画革新局势中，独立于“西潮”之外，以敏锐的洞察力、极具开放的视野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感来实现他们中国画发展之路---“传统出新”的。

一     开放性视野与学术精神

     视野决定思想，而思想决定意识。如果足不出户，故步自封，就不可能有新的思想。思想解放，才能站在高度上去看问题，进而做出决定。新浙派之所以选择了“传统出新”来革新发展中国画绝不是偶然的，黄宾虹、潘天寿、陆抑非、陆俨少、吴弗之等曾身处中国文化思潮纷争的前沿阵地——上海，在这个新旧交替、东西文化碰撞空前激烈的年代，广阔的识见使他们的思想认识不但与时代同步，甚至还有一定的前瞻性、高瞻性和超越性。

    黄宾虹青年时代就投身过革命、做过编辑、办过报纸、组织过画会，在新式美术学校任教，还和“外国通”傅雷是忘年交。其学养广博，思想更具开发性。不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了熟于胸，“西方的文艺思潮，他也讲的头头是道，哪怕是什么野兽主义或立体主义，都剖析的非常透彻” ⑵所以在中国画的革新与发展的问题上他有着这样的认识：“学艺虽经纬万端，具归流则一如百川分流，同汇于海，分以极其深，尤必合以成其大。”⑶ 试看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如果没有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想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语的。潘天寿同样一直接受着新式的教育，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老师李叔同还是一位学惯中西的传奇人物，他后来还成为蔡元培美学旗帜下的一位战士。其所处的现代学院教育位置又将他推到文化冲突和社会变革的风头浪尖上，他一生关注国家民族命运，一直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中国画的革新与发展。1928年他编译的《中国绘画史略》和1936年撰写的《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中明确指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结果。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振作民族精神为前提，把中西文化形象地比喻成两座高峰，要互为取长，增加各自的高度和阔度，而不是减去各自的高阔，将两峰拉平。他主张“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⑷以至于他在大家争论的新旧问题上有过这样的精辟言论：“世人尚新者，每以为非新颖不足珍，守旧者，每以为非故旧不足法。既不问新旧之意义与价值，又不问有无需要与必要，遑遑然，各据新颖故旧之壁垒，互为攻击，是不为学术界之莽人，实为学术界之蟊贼，过去有吴浙之争，亦有中西之争，如出一辙，殊可哀矣。”⑸ 这可以说是20世纪最清醒的声音，无疑他已经超越地站在世人远未醒悟的高度。他在1964年的“全国高度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大胆提出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课“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同时国画专业加设书法、篆刻及理论课程的建议，这些建议无一不具有时代的前瞻性。潘天寿一生为捍卫和发展民族绘画之路，不遗余力地从创造实践和美术教学等方面推行“传统出新”的观点。

     无论是黄宾虹，还是潘天寿他们绝不是闭门自封的所谓“国粹派”，他们固守本土文化的同时，一直关注世界的潮流，从中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精神，为中国画焕发生机寻找新的突破口。“新浙派”在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拒绝或反对西方艺术的引进，他们以坚实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思辩学风和开阔的学识视野清醒的摆脱了康有为、陈独秀那种教条主观的文化观，以及各种“中西结合”的革新论，坚持“传统出新”这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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