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佃农的中农化(1)网(2)
2015-03-20 01:22
导读：押租制与佃农中农化 押租制是一种佃农交纳押金才能佃种地主土地的租佃制度。典型的押租制是佃农支付押金获得佃权，“其租照常，其银无利，直俟退
押租制与佃农中农化
押租制是一种佃农交纳押金才能佃种地主土地的租佃制度。典型的押租制是佃农支付押金获得佃权，“其租照常，其银无利，直俟退佃还银”[36] ，一般议有租佃年限。佃农的佃权既是有偿获得，也就可以有偿转让。押租制的流行，反映了佃权，即土地经营权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正如民谚所云：“佃户之出资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这是佃农通过货币权，获得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与一般租佃相比，体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押租制在全国各地普遍流行，而以四川、湖南为最。
押租制的佃权是土地经营权，永佃制的田面权，既是土地经营权，又是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二者性质根本不同。学术界有时加以混用。产权主体的各种权利，如所有权、经营权等等，如果互相分离，取得相对独立地存在，无论在 理论 上和实际上都必须严格加以区别，不能混淆。
押租制流行既久，逐渐产生了佃户减押、地主加租，即所谓租重押轻；和佃农加押、地主减租，即所谓押重租轻的两种 经济 现象。后者的流行较前者普遍，尤以四川为盛。魏金玉教授对此有精辟 分析 ，他指出，加押减租，“意味着佃户手中抵押得来的佃权，具有了部分地权的因素”，即“意味着佃权侵蚀了地权，开始与部分地权相结合了。原来的地主土地所有权也就随之而不完整了”。它的 发展 ，会导致佃农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出现“佃农中农化的倾向”{37} 。
我在《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一文 中曾经指出，四川因明末清初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较晚，至乾隆嘉庆间始日有起色。此后出现了佃农积资买田趋势，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民国《南充县志》说，“丧乱之后，巨室旧家悬田待售”，“农家者流，亦时时问价及之，诚异事也”。民国《巴县志》说，“今里中之兴起者，多属佃农”。民国《中江县志》说，“赁耕小户多有渐成殷富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买田主要是通过加押减租、押重租轻的途径。正如咸丰《云阳县志》说，他们”不买实业，当押土地，情愿作佃户，而不肯为田主“。下面将吸取魏金玉教授的思路，以四川为典型，对通过加押减租而导致的佃农中农化现象，作进一步探讨。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表现。加押减租实际上是佃农用货币向地主购买土地，体现了押租制的佃权买卖关系异化为地权买卖关系。佃农的第一次加押减租，就是这种变化的开端。 以后经过多次加押减租，即“压租日重，佃钱日微”[39] 的渐进过程，使土地所有权逐渐向佃农手中转移，最后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清末人说，“压重则租愈少，有年年加压减租，历时既久，所加之压，与买价相去无几者”[40] 。於是地主“所取之押侔于田价，所有之租不过升斗，管业者徒拥虚名，佃业者隐受实惠。苦乐相形，佃强于主”[41] 。因此，我们可以说，加押减租的运行，实质上是一种分期付款式的土地买卖。
押重租轻的比例关系，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加押减租流行的初期，主要是根据地主需要货币的缓急程度，和佃农支付能力的大小程度而决定的，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学者根据嘉庆道光年间四川押重租轻的近二十个事例分析，押金数额同地租价值之间相差十分悬殊。前者为后者的二十倍，三十倍，五六十倍，八九十倍，乃至高达一百三十倍[42] 。加押与减租之间，实漫无 规律 。
但加押减租行之既久，遂逐渐规范化，在某些地区形成一种适用于当地的标准价。光绪《广安州新志》说，“主户富则寡取，凡石谷之田，取钱千，则岁收租息四斗”。“贫者取钱十千，四斗为息，佃户例不纳租”。又如民国《遂宁县志》说，租地价格，各路不同，该县西北路，“租地以谷者，则凡溢取押租钱一百钏，即须减去租谷五斗”。又如民国《巴县志》说，“租额之多寡，以质金之轻重定之”。质“重者减少田租，加值百元，约减租二石”。
分期付款式的加押减租，为佃农利用地主的货币需要，以最低交易成本获得土地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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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田价低。在四川，人们可以用买田、当田和加押佃田等方式占有土地。其代价不等，一般是当田“所取较卖为轻，较佃为重”[43] ，以加押佃田代价最低。加押的极限是“侔于田价”，或“与买价相去无几”，实际上通常是低于买价，甚至是大大低于买价。有例为证。
宣统间，永川县有一宗地主肖卫封佃田与尤照临的案卷说，“肖卫封此田出谷百二十挑，约值价钱千一百串。尤照临以稳钱三百串佃耕，每年租谷二十三石。随后加成稳钱五百八十串，年租两斗，与贱价出卖无异”[44] 。在四川，“凡田不以亩，通曰挑，即担也。率五担当一亩，担计谷四斗，斗计米四十斤”[45] 。按此 计算 ，此田出谷百二十挑，即产量为四百八十斗。年租两斗，仅为产量的千分之四。地租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装饰物。押租钱五百八十串，仅为田价千一百串的52%。尤照临实际上是以一半的田价买了这宗土地，所以县令在判词中说，“与贱价出卖无异”。
其次是无赋役负担。在封建 社会 中，无论是地主和自耕农，占有田地之后均须向国家交纳田赋，供应徭差。乾隆间，罗江县李调元在《卖田说》一文中对四川赋役情况有所说明。他说，“计十亩之田，不足以食十口之家，又称贷而益之，犹可支也。吾邑地当孔道，征徭俱按粮加派。每十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虽国课应完，犹可支也。而官府每遇大役，则按粮令乡保加派，每钱加至一两，犹可支也。每岁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则叠至十两、二十两矣！凡遇过差，公馆、驿马、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皆于是出，而乡约又借官私派。”所以他的结论是“不如卖田以佃田”。[46] 佃农通过加押减租买地，也是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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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佃农买田，多由白手起家，资金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加押减租的分期付款方式，佃农可以攒多少钱，就买多少租，既不积压资金，又可随时得利。
对佃农通过加押减租用低交易成本获得土地，沈秉坤在另一份文告中曾加以论述。他说，“大压佃田，扌焉租无几，不出丁粮，不花税契，田主被掯，完粮无力，加压减租，佃农获利”[47]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佃农在加押减租，实际上已占有田土之后，仍宁愿保持原有租佃关系不变，形成一种名不符实的特殊租佃关系。
佃农通常用如下两种办法，以完成地权交易，又保持原有租佃关系不变。一是将地租压至极少。如在巴县，同治九年，杨三顺佃种周海林田土，押租一百五十两，同治十一年，加押租银二十两，年议租钱一串。光绪三十一年，彭尊五佃种郑海山田地，押租银三百六十两，“租六升”[48] 。另一种办法是免交地租。如巴县刘国华于嘉庆二十三年佃于荣开“房屋一间，土一份，园土悉行在内”，“出押佃九六色银七两整，其银无利，土无租”。[49] 民国《南川县志》说，押租“有与买价相埒，概不取租者，曰加大押佃，实与典当无异”。民国《巴县志》也说，“甚有质金过重，而地无一粒之获者”。
经过加押减租之后，如果佃农交纳的地租，与这块土地应当交纳的田赋相当，从理论上说，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佃农手中，佃农已经成为自耕农。有些地方官从保证国家的田赋征收出发，很注意掌握这种界限，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多保留一些地租。光绪间江安县知县沈秉坤的一份判例即可说明。他说，“加稳必须减租，该民租谷又止四石五斗，再减则大粮无从完纳。为 目前 计，固可多得百金；为后来计，则又少去数石，殊非长策。著再凭证饬令贵、兴酌加稳银四十金，准其扣租五斗。该民嗣后不准再行升稳减租”[50] 。这也有利于佃农保持原有的租佃关系。所以民国《云阳县志》说，“佃有余利，久亦买佃作富人，而为佃如故。他农百计营夺，固不可动。数世相安，视同已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下面举一实例。清末民初，合川县曾遂良家有一佃户。曾说他“是雄于资者，手积钱三千万不置产业而耕人田，今尚为我佃户”。这个佃户年事已高，他自述：自从佃田耕种之后，每有余积，其父就“使囤积谷，同治甲子，石谷银十两，得数百金，自此家渐裕。乡里率向借贷，无不允，借后偿以低货，如梁、麦、油、米等项，辄昂贵”。“去岁则大熟，累岁之歉，报以一岁之丰，是岁余千贯，今犹是业。生子七，每婚辄配佃田”[51] 。这个老人一生积资三千余万文铜钱，很可能是通过加押减租方式，为七个儿子各置备一份佃田，使他们成为实际上的自耕农。这一家可说是一个佃农中农化的典型。民国《中江县志》说，“赁耕小户多有渐成殷富者，节俭勤苦，又粮价腾起，实使之然，此世局一大变动也”。这个老人又是这样一个典型。
在清代 历史 档案中，还发现一些大额押租的事例。兹将其中嘉庆朝押租银在一百两以上、押租钱在一百千文以上的事例，列表如下。
清代嘉庆朝四川大额押租示例
年代| 地区|佃户| 押 租|地 租
元年| 射洪县|鲁维纲|钱100千文|钱20千文
元年| 巴县|刘明安|银100两|谷45石
三年| 郫县|李耀斗|银60两钱170千文|谷40石
八年| 犍为县|郭锦洪|银132两|谷2石3斗
十年| 绵州|吴贵元|钱204千文|谷4石
十年| |陈伦拔|银250两|谷12石
十一年| 江安县|余维奉|银800两|谷30石
十二年| 泸州|周帼奇|钱120千文|—
十三年| 眉州| 刘 悰|银100两|—
十四年| 巴县|卢光德|银400两|谷120石
十五年| 巴县|郝乾山|银175两|—
十七年| |蔡成发|银385两|谷5石
十八年| 灌县|苟洪盛|银326两|蔚麦2石
十九年| 仁寿县|刘谷珍|钱1030千文|—
二十年| |谢远禄|钱400千文|钱15千文
二十年| 巴县|田品三|银47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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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 巴县|石廷玺|银160两|—
二十一年| |李大第|银100两|—
二十三年| 达县|杨 中国 |钱108千文|—
资料来源：①中国社会 科学 院经济 研究 所所藏清代刑部抄档。
②《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
又根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的记载，道光朝数十件租佃案例中，押租银在一百两以上的共33件，其中100两5件，120两4件，130两、138两各1件，140两3件，160两2件，170两1件，200两5件，220两1件，300两4件，350两2件，360两、500两、800两、900两各1件。
嘉庆道光朝已是银贵钱贱的时期，银一百两对农民来说，已不是一个小数目，上述这些大额押租是否都为加押减租后的押租数，已无从知晓。但在四川当时的大环境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就是仅为普通押租，也为加押减租提供了资金准备。
如前所述，加押减租这种押租制的创新，实际上已成为地主土地向生产经营者转移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佃农中农化的另一条新途径。
结束语
长期以来，在地权分配上，流行着一种地主占有土地比例过大，农民占有土地比例过小的估计。如果把佃农中农化因素考虑在内，也应加以订正。对佃农贫困化也流行着一种过于严重的不恰当估计。应当看到，唐宋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佃农自有经济的充实。一方面，佃农可以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实现中农化。另一方面，广大佃农已日益发展为具有完全意义的佃农。一个完全意义的佃农，应该有除土地以外的全部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如耕牛、种子、农具、住屋、口粮等等，还应有一笔押租金。唐宋以来需要地主提供牛种的佃农在逐渐减少，而完全意义的佃农则逐渐增多。清代定额租制和押租制的流行，就是这种佃农大量增加的反映。佃农贫困化现象，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地区和一定时间，甚至还会严重存在。但是，从唐宋以来，佃农自有经济的充实是佃农经济发展的主流，应无庸置疑。清代佃农通过租佃制度创新获得地权，尤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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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方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