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1)(2)

三、耕地向高处扩展——与林牧争地

    我国有广大的丘陵地带和山区，而我们的农业自古就是以大田种植业为主。因此，向山坡扩展耕地就是必然的趋势了。一说到向高处扩展耕地，首先会想到的是梯田。梯田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或就土地利用来说，确定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从 研究 我国农业 历史 的角度来说，确是应该弄清楚这种田法的产生及 发展 过程。关于我国古代农民开辟梯田是始于何时，却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楚辞》宋玉的《高唐赋》中的“丽山之孤亩”就是说的梯田。《尔雅·释丘》之“丘”也是梯田，还举汉墓出土的陶制水田模型为证。依此而言，战国秦汉 时代 已有这种田法了。这却需要说个明白。首先应当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有其客观原因。尤其是它的推广，更是以广泛的需要为前提。开山造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人口稀少的上古时期，比较平坦的可耕土地还有的是，依理推断，愿意格外费力气去开垦山田的不会是很多。再说一般地在山坡上顺坡开辟出来的耕地也还不就算是梯田，田面多少是倾斜的，而梯田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田面基本上平坦，称为水平梯田。而修造水平梯田是很费工的。反之，开垦那种一般的山田或山坡田却简单省事的多。从事物的发展上来说，显然是先有的一般山田，然后才造出来梯田。特别是可以想像得到，梯田的修造大约是针对了水土流失的祸害，而当初简单地顺坡垦田乃是贫苦的农民迫不得已、只顾眼前生活的权宜之计，只是后来认识到了它的后遗症才又创造出梯田这种田法来的。这中间显然是有一个过程的。因此，说汉代，甚至战国时期已有梯田，是不可信的。所提到的那个汉墓出土陶制水田模型，现存南京博物馆，其实只是表现的一般的水田，上面确是有几道表示田埂的界线，但绝不给人以阶梯的观感。至于《尔雅》里讲丘有“一成”、“再成”，汉儒把“成”解释为“重”，也就是“层”，其实那是讲丘有种种形态，并不是说凡丘都有好几层。如果以此为根据而认为丘即梯田，那就必须肯定《尔雅》中所讲的“丘”是“田”而不是天然的丘陵了。可是原文明明有一句“非人为之丘”。还有的说“如桀者桀丘”之“桀丘”是梯田，显然是因为郭璞作的注解讲到“桀”是“稻田塍埒”，也就是田埂。但这样来理解时不要忘记那个“如”字。假定郭注不误，那也只是说，天然的丘，有的就像田埂一样，这就已经明明道出，那不真就是田埂。因此，那种认为“丘”或“桀丘”就是梯田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有些牵强。

    当然也不应绝对地否定较古时代有人开垦过山田。像《诗经·小雅·正月》的“瞻彼阪田”的“阪田”，可能就是简单的山坡田，“阪”字是有山坡的意思。再联想起《周礼》中的“山农”，既就汉儒那样来理解，那就证明了山坡田在汉代已经不是稀见的事物了。西晋人写《华阳国志》里面提到“宕田”，很像是山田。巴蜀一带多山，农民很早就跑上山坡去开田，也是容易理解的，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在斜坡上开出的田都不能算是梯田。

    汉帝国崩溃以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南方的广大丘陵地带的居民也多起来，可以想见，很多农民是会上山坡开辟耕地的。在唐朝的 文献 中，称这种田为“畬田”。这个“畬”字读“奢”的音，与《尔雅》中的“田三(二)岁曰‘畬’”之“畬”读“余”音者不同。大约是农民用“奢”的音来称呼这种的田，而开这种田一般是先用火烧，文人就在本书里找到这个“畬”字以为之名，而又不得不接受农民的发音，于是“畬”字只有读作“奢”音了。唐人的诗里面很多地方说到“畬田”或“畬种”，有的诗篇还以此为题，讲的都是放火烧山，开出地来播种谷物。《太平御览》五六引《魏名臣奏》，有“其山居林泽有火耕畬种”这样的话，这所谓“畬种”显然正是放火烧山开田。这样说来，“畬种”或“畬田”的称谓至迟在三国时期已然就有了。那时中原大乱，逃难的人跑到山僻之处开山造田，本也是意中事。特别是长江流域，像《三国志·吴志》中很多地方讲到了孙吴政权镇压山越的军事行动。古代称长江以南的土著为“越人”，所谓山越，就是中原人大量南迁，土著的越人被逼进了山区，他们要种田， 自然 只有在山坡上开垦，可以想像，那个时期一定是开出了不少的山田。从那以后，史书上不断地记载着南方各地土著人的活动，如西川的“僚”，东川的“巴”，五岭一带的“俚”，湘赣各地的“谿”，汉水流域的“蛮”，他们的活动情况与东南一带的“越”或“山越”都相仿佛，也就是说，他们显然都开出了大量的山田，从而在不小的程度上改变了南方广大丘陵地带和山区的景观。那几个世纪里可以说是一个广泛开辟山田的时期。耕种山田应该说是在当时南方农业生产中也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唐代诗人所歌咏的正是这种生产活动的继续。唐朝元结的《次山文集》里有“问进士”一条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这虽然是夸大的说法，确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势。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来说，总应该说是与汉帝国时代大不相同了。

    此外还不要忘记，今四川省的西边以及云、贵两省的广大山区，那时还算是“化外”地方，但我们的许多少数兄弟民族，早已生息在那里，他们同样是在河谷平坦地方种植水稻，同时也开垦山坡造田，生产杂粮。如果也把来 计算 在内，山田的总面积就更大了。可以这样说，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一般的情况是，低而平的地方种水稻，山坡上就是畬田。正像白居易的一首诗里所说的，“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这两句诗概括了南方的农业生产，也概括了南方的土地利用情况。

    前面讲过，长江下游各地的“湖田”和“围田”自然都是劳动人民的创造，但常常是出于有财势的人家的指使，并且也由那些大户霸占着。山田却不是这样。这种比较不甚利于耕种的田地是一般大户人家看不上眼的。北宋王禹傅与过《畬田词》，是为上洛地方，即今陕西省的商洛山区种畬的农民而做的，前面的序里说到，那里的畬田是农民通过互助合做的方式开起来的。山田一般都是瘠薄的，又只能种些杂粮，而且收获又很有限，都是那些贫苦无地种和灾年逃荒的农民为了眼前的生活被逼上了山。这种田种起来自然是极度粗放的，谈不上施肥和灌溉，春天撒下种籽，基本上就不再去管，只等到秋季收获，产量高低，全凭天时。这样的地，接连种上两三年，也就无法再种，如果人还不能离开那里，就得把它放弃，在旁处另开一块。像这样完全自发地垦种，自然是不会做长远的考虑，首先是山坡上的天然植被越来越受到破坏，水土流失逐步趋于严重，造成的灾害是极其显然的。而且一般的趋势是，较低处和较缓的坡地开过之后，接着又去开较高处的较陡的坡，从而山上的降水往下流泄起来势头也就越猛，对坡上土壤的冲刷也就越有力。而水土流失越是厉害，山田的开垦也就越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越种越高，也越来越陡。这种情况大约到了宋朝就达到了严重的地步。西北方黄土高原上尤其情势恶劣。欧阳修到过山西的河东地区，就说过“河东山险，地土平阔处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六《乞罢刈白草剳子》)。元代王恽的《秋涧集》里有一篇《恶沟行》，描写平阳冀城一带山里的景象，说“畦田高下画不如”，“山顶开耕自山趾”。又有《山行杂诗》，也是讲的黄土高原上的情景，有句曰，“山下良田苦不多，耕来山顶做旋螺”。那里的山土层很厚，更容易开垦，可是也更容易被水冲刷，所以水土流失也最为严重。在坡地上滥垦，必然是促进了水土流失的灾难性的 影响 。有人把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这种坡田名为“蓑衣式”的，就是说，田面过于倾斜，一遇降雨，水向下流得极快，如同雨落在蓑衣上面一样。南方丘陵地区比这稍好一些，也仍然是使人忧虑的。朱熹的文集中有一篇《约束榜》，是禁止在南岳开垦山田，说到“林木摧残，土石破碎”。后来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录的一段明代的《宁国府志》里所描述的皖南山区的情况是很典型的，说是那里“高水湍悍，少潴畜，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清代后期的梅曾亮写过一篇《书棚民事》，也讲的是皖南的事，“棚民”就是在山上开田的贫农，因为是住在简单搭起的棚子里，所以人家就这样称呼他们。有的地方官认为，让那些生计困难的农民在开山种谷“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可是当地的人却指出，开垦山田破坏了天然植被，松动了土皮，一遇降雨，沙石随水而下，毁坏了山下的良田，算起总账来是得不偿失。其实地方官主张容许开山造田，只是为了给走投无路的贫农以一线生路，免得他们闹事，完全是为统治阶级的安全着想，至于水土流失带来的祸患，他们是不理会的。文章的作者囿于阶级的局限性，所以他承认当地农民的话不错，可是又觉得地方官的意见也还有些道理。

    在山坡上开田越来越多，天然植被的破坏越来越广泛，水土流失的影响自然也就越来越显著。首先是山中的林木逐渐消除了。本来古代人民生活所需的燃料，主要是木材，到处，尤其是山区经常有不少的人以樵采为业。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历代的统治者又从来没有什么保护和经营林业的政策可言。因此，滥伐滥采是必然的现象。山田的开垦自然是更促进了这种恶劣的影响。只是先前大约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所以在文献当中很少有反映。可是到了北宋的初期，史书上已然记载了不少权势之家比较大规模地经营采伐林木贩销谋利的事，那大都是在西北方。后来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面讲到，“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沈括是极有 科学 头脑的知识分子，他意识到了到处林木耗损的重大影响。看来大致可以这样说，山中林木的大量减少，以及从而招致的水土流失之趋向严重，使原先开种山坡田的地区的农民认真考虑起修造梯田来。“梯田”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那是他从故乡吴郡去广西一路上的旅行记。他在江西袁州看到“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范成大后来从广西调任四川，过三峡时写过一首长诗名《劳畬耕》，前面有序，描述了畬耕的情状，却并不以为是梯田。他还写过《吴郡志》，里面说到“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也没有说梯田，可知他在袁州所见的在他来说确是见所未见。与他同时的诗人陆放翁，写过许多首歌咏农耕的诗，屡屡提到“畬粟”，显然指的是产于“畬田”的粟，此外还讲到“种畬”，但他也从未提过梯田。这样说来，好像可以认为，范成大在袁州所见的，即使不是最早出现的真正的梯田，在当时也应该是稀见的，所以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其实时代比范成大稍前的方勺在他的《泊宅编》中已经讲过福建地方“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点明了引水灌溉，显然不会是顺坡的一般山田而只能是梯田，只是未提“梯田”这个名称而已。据《宋会要·端异二》载，嘉定八年福建籍的官员奏称“闽地瘠狭，层山之颠，苟可置人力，未有寻丈之地不丘而为田，泉溜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这也说的是福建，正可做方勺所述的注脚，而这里所描绘的又完全是梯田。这就是说，至迟到北宋的后期，至少在福建的许多地方，梯田已然是普通的田法了。福建大部分是山区，人口又密，在那里比较早地开辟起来梯田，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又南宋初年叶廷珪在他的《海录碎事》里讲到果州、合州、戎州等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的为防潴雨水，用植粳稬稻，谓已之‘*[田+曾]田’”。在山坡上筑埂蓄水，说明绝不会是一般的斜坡田，而应该算是梯田，这个“*[田+曾]”字可能是从“层”字推演出来的。看来似乎可以肯定，在那个时候，所提到的那些地方也都已经有了梯田。那三个州都在今四川省境内，果州是今之南充，合州今曰合川，戎州今曰宜宾，直到今天，还是通行这种田法。

    梯田很像是北宋时期首先在福建、四川等地创始的，而那里也都是水田区，这就说明，这种田法的推行是结合了水田的扩展的。当然不能说，种旱田的地方不宜于发展梯田。可是南方有广大的丘陵地带和山区，高处的水泉丰富，再加上降雨很多，开辟梯田种植水稻是便利的。而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不单缺乏比较现成的修筑田埂的坚实材料，开成之后，照样不能保证及时浇灌，仍然是“望天收”，而且比起平地的旱田来， 问题 更难解决。这是在基本上已经比不了南方。此外，具体的历史情况是，南北宋之交的一个不短的时期，北方遭受兵灾，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广大农民从事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与此相反，南渡之后，北人大量南迁，促进了长江流域以及岭南各地的 经济 发展，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成为客观上的迫切要求。前面讲过，那个时候长江中下游各地大筑圩田。大约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原来的一般山田有条件的都陆续改造成为梯田。只有改成梯田，才能改种水稻，也才能更有把握地增产粮食。因此可以设想，在南宋的统治区内，梯田很快地推广开来。因为这种田基本上都是用作水田，所以这也就是大大地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这从那一时期稻米的产量大大增加的事实也可以推知。在到处的群山坡上，一组组、一片片的阶级水田，确实是洋洋大观。元朝的袁桷写的有《新安郡岭南十咏》其中题为“空谷耕云”的一首是“斜侧龟背戏，高下鱼丽图，阿童踵其后，黄犊为前驱”，把梯田耕作形容得很是恰当。他当时走过的大约是今皖南和浙西交界一带地方。近人有把南方的梯田名为“鱼鳞式”的，也很形象。试从高处往下瞭望，一面面山坡上布满了无数半月形的田块；尤其是在田中蓄水季节，个个田块里的水闪烁发光，真像是鱼鳞的样子。

    宋代以后，梯田仍然逐步有所推展，不过必须指出，一般的山坡田并不是因此而趋于绝迹。梯田修筑起来是很费事的，一般小农没有这个力量，特别是那更贫苦一些的还得依旧去“种畬”。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对可耕地的需要越来越紧张，总起来说，不合理的山田不是日渐减少而应该是反而更多了。也许治田的 方法 稍稍有些改进，譬如说，田面多少加工取平一些，像元朝戴表元的几句诗所说的，“海山做农农较苦，累级开畬烧宿莽，畬成得粟不偿劳，岁晚空瓶误饥鼠”(见《剡溪戴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陈贵白畬》)，这“累级”从字面上看好像说的是梯田，但又提到“烧宿莽”，而收获又菲薄得可怜，又显然不会是梯田。看来多半还是一般的畬田，只是田面平整一些，看起来略有阶梯的意思而已。究其实这都是旱田，常常是种上一两年就放弃，很少人会想到加工的。而且用火烧始终是这种田法的特点。上面戴表元讲的是浙江的情况。前引《天下郡国利病书》摘录的《宁国府志》说到皖南“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情况大致一样。明代人多有类似的记述。如王世懋的《闽部疏》中说；“山田薄无粪，农家烧山茅，候雨至，至(灰)流人田中为粪，以故人春则山山皆火。”这说明直到明代后期，连福建也还有的是畲田。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也描述过广东地方的火耕。同时人周亮工的《闽小纪》里面以为这种田就是所谓“磳田”，引了明人张式之的一句诗“四山峰火照人红”，这说明畬田在福建仍然是很普遍的。“磳田”大约就是叶廷珪所说的“磳田”。福建如此，其他丘陵地带和山区大约也都相差不多。畲田这种不合理的田法之长时期和广泛地存在，说明我们历史上的农业生产始终难以摆脱这样的落后的累赘，也就是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农民一直是不在少数。清代严如熤写过一本《三省边防备览》，其中的《民食篇》讲到川陕鄂三省交界一带山区，一向是吸引长江中下游各地逃荒流徙的贫农的地方，尤其是川东北边境与陕西交界一带，也就是大巴山中称为“汉川”的那个地区，开垦的条件比较更好些。可是“汉川农民种田，粪土之宜，全所不知，……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梁、糁子，……山内溪沟两岸及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间亦种大小二麦，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或不能成熟，则种苦荞、燕麦、洋芋……”。这样的描述颇有代表性。像这样子种地，显然还是很粗放，但比起早期的畲种来，应该说还是进步了一些。不过话要说回来，这里讲的那一带地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比较闭塞而居民稀少的，迁去的人多了，山地开的也多了，这在另一方面意味着当地的天然植被也进一步遭到破坏。

总起来说，我们的农业自来就是以种植业为主，再就空间上来说，全国主要的种植区却又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带，宜于耕种的平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样的格局就决定了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是靠扩大耕种面积，而扩展的方向又必然是得以耕地上山为主。比较起来，我们从水所争取到的农田是远远没有开辟的山田那样多。可是不管怎样说，山坡上总不能算是宜于耕种的地方，我们的祖先那样积极地开垦山田，应该认为是出于不得已。开垦山田自然就要破坏天然植被，日子一久，水土流失的灾难性的影响就越来越显著。高处破坏了植被，下面平地上的耕地就直接承受祸害，这就是这样地区的农民所说的“上游开垦，下游遭殃”。而且常常是上头开了一块地，下面就有几块田遭受水冲和沙淤，无法再种了。后来有的地方修起来梯田，单就技术上来说确是进步了，如果从整个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评价，是否值得称赞，却是个尚待商榷的问题。梯田也和顺坡开的农田一样，都是在山上种田，而山区是应该发展森林的，缓坡也是宜于用作牧地或者栽种果林的。山坡广泛地开垦成耕地，必然形成与林争地和与牧争地的局势。我们的传统农业从很早就是往以种植业为主的方向发展的，种种客观原因使我们的祖先早已不知所谓林业为何物，养畜部分已几乎完全被挤掉了，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失掉平衡的、很不完全的农业。可是历史上具体的情势又逼使我们不得不走耕地上山这条路。这其中的矛盾是在过去那种生产关系之下解决不了的。

四、千方百计找地种

    我国农业发展较早的黄河中下游，自然条件是不好的，除了气候之外，还有水的条件，都是很不理想的。又加上宜于耕种的平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大泛滥区。这个广大地区首先是由于气候干燥，经常春旱秋涝，而涝后又旱，旱涝交错，又常常大旱大涝，一般说来，土壤里的盐分比较多。再就是降雨集中于夏秋二季，雨水可以压盐下沉，但雨后蒸发很大，冬春二季又多风而旱，又促成“返盐”。这是一。平原坡度一般较缓，河道大都浅平，又很少或从未经过治理，因而到处形成大大小小的内涝区，排水不良，地下水位偏高。这是二。地下水位高而上面蒸发又强，地下水的“临界深度”(即引起土壤开始“返盐”的地下水位的深度)也就越大。这是三。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土壤大部为壤土和沙壤土，毛管更便于地下水上升。以上种种情况在一起，就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土壤盐碱化必然是严重的。

    顺带说一下。习惯上所说的土壤盐碱化，实际上指的是盐土，因为我国北方的土壤主要是盐土，农民口语中叫做“碱地”，把盐碱化称为“起碱”。这是一般的称谓，其实盐土和碱土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危害性更大，也更不容易对付。

    土壤盐碱化是说地里的盐分跑到地表层上来。盐分随着地下水活动，地下水的横向活动如果不畅，会促进它的垂直活动，盐分也就跟着通过毛管上升，因此就要治地下水。可是治地下水也和治地上水一样，必须是比较大规模的地，也就是大面积地来进行才可望奏效，而这也和治地上水一样，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制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此土壤盐碱化的问题在历史上是解决不了的。

    古代传说的所谓“井田制”是有一种“沟洫制”与之相配合的。那些成套的沟洫显然是用于排水的。排水也是对付盐碱化的主要办法，这就是所谓“洗盐”，由水把土壤中的盐分冲刷走。不过那些皓首穷经的汉儒讲论“井田”，主要是着限于“为民制产”，未必就考虑到了“洗盐”的问题，至少他们并没有指明这一点。就连历代写出的农书里面，也绝少直接讲到这个问题。本来轻度的盐碱化对于种植的妨害也还是有限的，比较严重一些的就靠治理河道来解决一部分。历来讲究治水治河的还是很多，连他们的议论还都难以实现，治地下水的问题自然更谈不到了。农学家们谈得多的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确是有一定的减杀盐碱化的作用，不过必须配合上其他方面的种种措施，主要是合理的排水措施，它的效果才会显著。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华北平原的广大盐碱化地区，特别是像海河流域的一大部分，原是远古时代黄河的下游所渭“九可”的泛滥地带，还有今冀北、鲁西、豫东黄河故道各地，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显著的改变。一般小农只能各自为谋，在极小极小的范围内想些对付的办法。有条件的地方用水冲刷，这叫做“赶盐”，意思是说把盐给赶走。或者在地里打围埝，蓄存雨水，用来压盐下沉，也就是所谓“压盐”。此外，就是凭精耕细作，主要是切断土壤的毛管，减少蒸发，或者施用有机肥来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采取“压青”，“泡茬”和取土垫沙等等办法，俗名叫“躲盐”，就是说，盐碱化根治不了，只有设法躲过它的危害。不用说，像这种种治标的办法，效果是很有限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也就总是难以提高。他们只知道还得在当地活下去，因此就连盐碱化已经算是很重的土地，他们还是尽可能努力去耕种。他们习惯于极小规模的经营，因而谨小慎微，也不可能设想改变一下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他们只知道“地里刨食吃”。盐碱化更严重的地方，单靠地里的庄稼怎样也养活不了人，许多贫苦农民就到地里刮盐土拿去市集上卖，俗称“小盐”，贫穷人家买了去当食盐吃。而这又是犯法的行为，因为卖盐是封建政府的专利。就这样，遇上大灾的年头，只有逼得农民造反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轰轰烈烈的，而在广大的严重盐碱化地区，这种贩卖私盐的“盐枭”也是起义队伍中的一股不小的力量。

    盐碱地在古代文献中叫做“斥卤”，最早的关于兴修水利的记载往往讲到，治理河道以后，把原来的斥卤改变为良田。从《汉书》上所说的“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来看，办法显然是通过放淤。这大约是老早就已想出来的改造盐碱地的办法；而且后来一直普遍采用。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面谈到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淤田法”，说：“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徙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接着就说：“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北方的河流多半泥沙很多，放淤确是改造盐碱地的一个费事不大而收效显著的办法，这也是农民尽量找地种之一端。

    黄河流域的气候是越往西北方向去降雨越少而风越大，昼夜温差变化也大，加上水土流失严重，因而发展种植业的条件更差。像今天的甘肃省各地，地方经济在历史上一直是比较落后的，连在唐汉时期，那里仍然有游牧部族在活动。唐代以后，由于全国 政治 中心往东迁移，当地的生产更少有人理会。自然条件恶劣的影响只有更为增加。这个贫瘠而多山的黄土高原上的农民，针对着不利的自然环境，也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利用土地的办法，这就是有名的“砂田”，也叫“石子田”。他们把地耕过之后，也施上肥，然后运来砂石铺一层在上面。先铺一层比较细的砂粒，再加上一层小碎石块。经过这样处理，砂石下面的土壤昼夜温差就小得多，地面以及砂石中间的温度也比较高，更适于农作物的生长。有一层砂石覆盖，也大大减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降雨虽然不多，透过砂石渗入土内，不易流失，因而颇有保水的作用。同水分一样，地里的盐分也不易上升，又有减轻盐碱化的效果。此外还不怕风吹，这在多风的西北也是很重要的。有以上这些好处，所以这种砂田不单是保收，而且产量比一般的田要高很多，有的高过几倍。这确实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奇特的创造。只是铺砂必须细致，是很费工的。铺好之后，头十年里收成很好，以后就逐渐降低，三十年后，称为“老砂田”，产量就越来越平常了，需要起掉砂石，全部改铺，所以当地农民有“累死老子，撑死儿子，穷死孙子”的说法。砂田变老主要是由于土和砂掺混了，掺混到一定程度，效果就几乎消失。而掺混是由于耕地引起。砂田也要耕，耕时不必搬掉砂石，而是用一种类似双脚耧那样的一种农具，只要求把地皮划破。就是这样，土和砂总是免不了有些掺混，耕的次数多了，掺混必然要加甚，这个矛盾是解决不了的。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来说，那里的农民真称得上是挖空心思，因为像客观条件那样恶劣地方，种植业本来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话说回来，从种砂田也会认识到，这样的种田法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它的封建小农经济制度的性质。别的不说，单是种这种田，要付出的劳动代价是难以计算的。这不能算账，只能说是一种救死的干法。封建的小农经济就是总带着这一特点的。如果土地，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土地，是在什么样的自然条件下，只能考虑用来种庄稼，那就谈不上更合理的利用。拿砂田来说，所能夸耀的只是当地农民的智慧和勤劳，可是不应该忘记，有了砂田之后，那一带的农业生产仍然是比较着更落后，居民也是比较着更贫苦的。

    砂田是什么时候才有的，说法不一。据当地人传说是清朝的中叶，由于连年大旱，有的农民从田鼠挖洞的砂堆上长着几株小麦特别茁壮上面悟出来的。出于这样的启发，这是可能的。时代也许还可更往上推，不过也不会是很早以前，因为在文献中很难找到有关的线索。按说像这样的奇特的种田办法，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好事者会把它记下来的。

    以上说的是北方的情况。南方的贫苦农民同样感到地不够种。南方多水，他们就在水上面打主意。有代表性的是所谓“葑田”。南方湖泊多，除了“湖田”、“圩田”，还有更巧妙的办法。湖泊的外缘常常是滋生各种水草，这些水草从湖岸上的喜湿植物以及紧靠岸的两栖植物，直到湖里的沉水植物，依次形成几个环带，死亡之后，植物的遗体都沉积到湖底。年代一久，湖底越垫越高，又混杂上泥沙，上面就又可滋生各种水草。就这样，水草一步步向湖心伸展，湖周边的浅水带也越来越宽。更有的浮在水面的水草，其根部互相纠结在一起，连成一片，好像筏子一样可以在水上浮荡，地 理学 上名之日“飘浮植毡”，上面混杂泥沙，又能滋长各种喜水植物，这也促进了水草向湖心推展。有的湖泊这种伸展配合上其他的条件会是很快的。北宋的苏轼说过，他初到杭州做官，那时西湖水面的十之二三已为水草遮盖，十六七年之后，湖的一半已然堙塞，据他估计，如不采取措施，再过二十年，就会没有西湖了(《东坡奏议》七《乞开杭州西湖状》)。他把这种水草侵湖的现象比做人目的白内障，也很恰当。就是在这样垫高了的“准土地”上以及所谓“飘浮植物毡”上面栽种庄稼，这就叫做“葑田”。古人把这些水草统名之日“茭葑”。有的字书上把“葑”解释为“菰根”，大约指的是水上浮生的植物的根部，以及根部相互纠结的情状。不过从水草遮蔽湖面这一点来猜想，这“葑”字也许是从水草把湖面封闭起来这个意思上推演出来的。

    王祯在他的《农书》里说，葑田也就是“架田”。他描写这种田是“以木结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这样的田确可称为“架田”，因为它的特征是木架。田是在个木架的上面。南北朝时期的阚驷的《十三州志》里面说到，百粤有“骆田”，《广州记》里也说，“交阯有骆田，仰潮水上下”。据字书，“骆”字也读“驾”音，方以智《通雅》认为骆田即架田。所以王祯说：“江东有葑田，又淮东二广皆有之。”他那样说，必然是有根据的，又据明代曾久居云南的杨慎说，这样的田“滇南亦有之，名日‘海箄，”(《谭苑醍醐》)，可见在南方还是够普遍的。《广州记》说它“仰潮水上下”，那就是不止于在湖泊里，江海河滨也都有的。可是苏轼说西湖里“水涸草生，渐成葑田”，又像只是湖水向湖心缩退，湖边浅水带扩展，又由于水草遗体堆积而接近水面，可以改造当田来种的意思。方以智也是说，“湖边田今呼为‘葑"’。而这样的田还应该是固定在一地的，不是像所谓“架田”那样可以移动。前面讲的“飘浮植毡”倒是很像架田，说不定架田当初就是由于它的启发而设计出来的。因此如果把固定的和浮动的这两种水上田分别以“葑田”和“架田”名之，倒也合适。王祯是北方人，对南方的事物也许有的弄不太清，后来的人因袭他的说法。更可能是南方民间本来就是这样笼统地称呼，不加以区别。例如范成大的《石湖诗集》二七有“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的“晚春十二绝”有一首作“汗莱一棱水周围，岁岁蜗庐没半扉，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葑田可以用小船拖回来，那一定是“架田”了。

    王祯另外还讲了“柜田”，那是在河滩上选择一小块地，打埝子围起来，像个柜子的样子，在里面种庄稼可以不怕水淹。它和架田同样是模型式人造田，而架田尤为奇特。柜田、架田以及葑田，也都算是与水争地，但与前面讲过的湖田、圩田等等比起来，究竟得说更为出人意表。其意义主要还不在于“地”而在于“争”。总起来说，我国古代农民求地之初，设计之巧，真可以说“叹观止矣”。

我们的农民对于利用土地，总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再加上高度的勤奋和劳苦，按说应该能够过得去了。可是事实上始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甚至饥寒，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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