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学界的研究方向(1)(2)

三

三农 问题 研究 的目的，在于向三农第一线的实践者、三农问题的决策者、媒体和公众提供真实可靠有利于决策的学术成果。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术成果的使用问题。三农研究的学术成果应当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应当满足有关各个方面了解 农村 现状和未来 发展 的需要，应当满足三农第一线的实践者和三农问题的决策者与民众进行三向互动的需要。二是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成果的质量问题。在具体的三农研究对象的使用者确定之后，研究者就应该明确提供什么样质量的 理论 成果。理论的实践必须要有支付成本的能力，也就是立足于“可能”基础之上的“应该”，成本必须小于效益，否则就是画饼充饥。所研究问题的重要程度必须能够足以 影响 决策，对决策和实践必须是有用的。三农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能否对决策和实践有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实践者、民众能否准确理解学术成果。因此，可理解性是学术成果与政界和民众的连接点。当前三农学术“可理解性”的缺失，正是造成三农学术与三农实践严重脱节的根源。

作为学术研究，就必然要求作出研究假设，这是三农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三农研究为实现农村 社会 目标，对变化不定、错综复杂的决策环境所作出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从事三农研究和农村政策制订的前提条件。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三农研究必须以阐明范围和确定目标为其出发点。社会主要矛盾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相结合、社会调查与民意的自我表达相结合、理论和政策与实践要求相结合，这是三农研究领域里需要迫切解决的最基础的理论问题。因此，三农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一个理论结构，来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使三农问题的 政治 学研究、 经济 学研究、社会学研究、 法律 学研究等等，形成各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的一个三农研究的理论体系。

为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和改革目标，在三农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应该确定三农研究的基本研究规则，来作为研究方向上的基本指南。一是相关性原则。要求三农研究者所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必须要与实践和决策相关，由三个因素决定：学术成果的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预测价值是指能够帮助实践者和决策者、民众预测未来的可能结果，反馈价值是指能够将过去实践和决策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反馈给实践者、决策者和民众，及时性是指学术必须着眼于在对决策和实践还没有失去影响力之前。二是可靠性原则。可靠性也就是客观性，是指三农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必须忠实地反映问题的原貌， 内容 必须真实，数据必须准确，资料必须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指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揭示的问题要指出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是假象还是真相，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可靠性可以用三个要素来检验：真实性、可核性、中立性。真实性是指三农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与其表达的现象或状况相吻合，可核性是指不同的三农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的社会调查结果和相关数据应该一致或接近，中立性是指三农研究者在研究具体的问题时不追求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目的、且对预知的结果不带有任何倾向性。三是可比性原则。是指不同地区（比如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同的学术角度（比如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同一问题应当相互可比。四是 历史 性原则。是指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时期之间、不同的学术角度之间，相同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具有重复性。五是分类性原则。也就是为了使三农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具体化，对反映农村客观情况的典型实例和最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类，分辨哪些是能够准确地代表全局性的要素，哪些是能够准确地代表地方性的要素。同时，这些基本的要素组合成对三农问题的测量指标体系，不仅能够准确无误地反映理论或政策的执行情况，而且能够预测三农问题的发展方向。有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有政治权利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有不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和可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有种粮农民和非种粮农民，有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有流动农民和非流动农民等等。

作为三农问题的研究，还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首先是立足“三农”第一线，使“政策、理论、实践”相协调，“官、学、民”相互动。使“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入农村的基层，“三农”问题的理论服从实践的需要，“三农”的学术思想成为民众呼声的集中反映，“三农”的学术机构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三农”的学术成果成为政府政策的先导。一是要建好信息 网络 。在面上，县乡领导和各级政策研究机构均是互动对象。在点上，就是分别选取典型的县和乡作为研究基地，主要是提供理论指导，寻求实践理论的载体，取得资料数据。二是要整合力量。整合院校的理论研究力量，动员院校的学生投身乡镇建设和调查研究，协调各级政策研究机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把各大院校的学者、专家，与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及各级政策研究机构、县乡领导层的优秀思想者，进行有机整合，通过研讨会、内部刊物、网站等多种形式，使高层、学界、基层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其次是做各级党委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一方面，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帮助各级政府预防、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主动上门为各级政府服务，进入决策环节进行可行性 分析 特别是危机分析，提高决策的 科学 性。尤其是使市县两级避免出现“下次会议否定上次会议、本届政府否定上届政府、在任班子否定离任班子、一个领导一个思路”这样一个不科学的决策现象，降低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逐渐形成战略决策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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