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前景与“三农问题”的出路(1)(4)

　　 目前 ， 中国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国，而 GNP 指标则排在全球第六位。在资源对 经济 发展 的制约关系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简单的对比，说是中国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太高，只要降低一定的比重，中国将有多少潜在的经济增长空间。在上文我们 分析 了价格带来的资源跨国界流动，以及因为资源紧张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与西方的资源消耗无法进行简单对比。这种简单对比的前提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产业和产品结构上没有区别，在产品实现的市场价格条件上没有区别，或者这种区别可以消除。

　　如果中国存在脱离经济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机会，进入第一世界国家行列，主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并实现“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那么中国将有可能在大幅减少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实现更多的经济增长。但是今天的现实却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 规律 的作用空前显著，甚至使得资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改变中国 GNP 与资源消耗水平不对称的出路，还在于中国能否获取大量“垄断利润”从而改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条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知识经济”和“高附加值”的重视，都是充分认识到了垄断利润的作用。改变这一地位，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产业在与欧、美、日垄断 企业 的竞争中间，把它们边缘化，从而得以在竞争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使中国企业掌握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垄断地位。这实际上是指望中国可以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情况下，在大多数消费产品的技术水平上超越欧、美、日的垄断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并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后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把西方七国边缘化，破除它们今天在世界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由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来对世界资源予取予求地利用，突破本土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个幻想的比喻意义是：中国人可以在下水之前学会游泳，而且在参加国际比赛时，第一次下水就夺取几乎全部的世界游泳冠亚军，因为如果不彻底把欧、美、日全部边缘化，中国就不可能获得足以支持中国实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份额。

　　“市场价格配置资源”是经济学家们都同意的，但是在 研究 过程中间则往往不考虑市场和价格如何配置资源，以及中国在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间的损益情况，美国国际经济学知名教授克鲁格曼曾经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并就此预测了东亚地区新兴 工业 国的发展 问题 。“克鲁格曼命题”的核心 内容 有三：其一，东亚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奇迹；其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因而其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其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东亚经济增长不会使他们轻易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西方国家也不必过分为此担忧。

　　以“克鲁格曼命题”来判断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显然是不对的。日本是全球垄断价格的受益成员，四小龙也不完全符合这个命题，只有中国大陆是完全符合“克鲁格曼命题”的全部条件的。中国在近 20 年时间里，以近乎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这是导致世界市场同类产品供求关系显著改变的重大推动因素，是拉开“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东亚其他外向型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 2000 年，世界人均拥有中国生产的 1 双鞋、 2.8 件衣服、 1.7 米布，每２人拥有一顶中国生产的帽子、１条毛巾、一双袜子……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目前已有 100 多种制造产品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如今，全世界出售的照相机有 50% 以上在中国生产， 30% 的空调和电视机， 25% 以上的洗衣机和近 20% 的电冰箱也在中国生产。中国海关统计也表明，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纺织品、服装、鞋、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近年来，机电产品中的移动电话、激光唱机、显示器、空调机、集装箱、光学元件、电动工具、小家电等出口也升至世界首位，彩电、摩托车等商品出口位居世界第 2 位。（转引自贺雪峰：《中国 农村 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前景》，未刊稿。）

　　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出口价格条件的恶化是中国外向型工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结果导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全球自由分配地位的迅速恶化。从 1980 年到 1997 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 GNP 总量占全球份额的比重，迅速上升了 5 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份额降低的过程。

　　五、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前景

　　与农民从事农业相比，一个工商业体系中间的就业机会，需要多出许多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作为支撑；为维持一份过得去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每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多出十倍以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才足以维持。大量人口实现城市化，仅仅依靠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是不够的，而是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

　　中国重工业与轻工业物质与市场联系的部分中断，轻工业与农业联系的部分中断，城市与乡村脱离的现实，就是中国一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一方面带来国内各个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脱节。最后的结果是国外垄断资本有条件大量提取中国的 社会 剩余，中国的工业又普遍地引进排斥就业的技术进行生产，垄断利润就带动国内资源向国外转移，在国内的资源分配上，又因为技术装备本身限制了参与新兴产业的人口规模，有限的资源分配向城市和少数人手上集中，最终当然要排斥许多人进城的机会，肯定要压缩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空间。

　　只要中国不改变以西方国家 现代 化为蓝本的发展方向，肯定无法摆脱排斥多数人利益的竞争性利益分配模式，城市能够正常接纳的人口将减少，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将注定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而多数人则注定是被遗弃者。多数人脱离现代化进程，制度和政策选择并非首要因素，而主要是由资源分配上的“硬约束”决定的。去掉人与资源关系的视野，不考虑中国工业边缘化的特点和技术条件，盲目地从愿望出发，或者“言必称欧美”，指望中国步欧、美、日之后尘实现多数人口的“西式现代化”，实际上不过是创造和宣传了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而且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 时代 的快速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人口大量同步实现城市化，大致上可以从重工业优先政策和高积累政策底下的消费压制得到部分解释，重工业优先使得单位资本结合的劳动者数量少；而当时工业布局严重受到战争 影响 ，生产工厂布点分散和规模偏小，也明显要带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失去规模效益，这些因素都使得城市和工业接纳能力下降。然而最近 20 多年来，中国工业化政策已经作出了根本的调整，工业布局和城市规模问题方面的战争影响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化速度反而下降了。

　　据统计， 1949 年中国大陆只有 69 座城市，约 2000 个县城及建制镇，城市人口 5765 万，占全国人口的 10.64 ％。 1949 — 1982 年共计 33 年，城市人口由 5765 万人增加到了 21480 万人，增长 2.73 倍，平均每年增长 11.30 ％。 1982 — 1999 年共计 17 年，城市人口由 21480 万人增加到了 38892 万人，增长 0.81 倍，平均每年增长 10.60 ％。（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2000 》。）

　　在 2000 年，中国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NP 的 85 ％，但是在城市居住的人口比重仅仅占 36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而根据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具有城市户口的比例更低至 26.7% ，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程度。而且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的人口，在“城市化质量”上也是很差的，这集中体现为在城乡之间往返的“打工仔”一族，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却挣不够在城市本地养家糊口的工资。因此在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上，不仅对未来的指望无法乐观，就是过去的记录，也是足够让人“寒心”的。

　　对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资源分配紧张带来社会关系紧张这个“非制度原因”，长期为主流学界所忽视。由于中国多数人口还将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那种指望通过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里去，通过农民的大量减少来促使“三农问题” 自然 解决的想法，实际上只是一味地消极坐等，什么事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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