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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4)

2015-04-23 01:00 四、人口死亡成因 分析

　　1、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与死亡成因

　　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见表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 中国 人口》，香港 时代 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说明：（1）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雷州府和佛冈厅，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杂谷厅和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干州、邠州、鄜州、同州府、延安府、绥德州、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20个府未经历灾荒。（2）清代“府”境辖1953年的县，县有合并分折，故有小数。

　　杰斯帕·贝克认为中国的劳改农场大约有1000万犯人，其中至少有20%的死亡率。其实，按照中国的劳改制度，劳改农场的犯人户口已经计入农场所在县，各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已包括此类人口。

　　依表1，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该如何解释多达3246万人口的巨大死亡。如果就事论事，现有的 理论 可以较为完满地解释1959-1961年所发生的一切。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认为，战争和天灾可以在某一特定区域大量损害农业生产，导致广泛的食物短缺，并最终引起饥荒。也就是说，3246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食物短缺所造成的。

　　从本质上说，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建立在生 理学 基础之上的。从生理学的观点看，这一解释无懈可击。因为，饥饿的确会导致人的死亡。然而，更深一步追究，就会发现这一解释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解释在同一地区，有些人因饥饿而死亡，有些人却生存了下来。

　　 经济 学家林毅夫和杨涛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sen 的新观点。sen 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思路。尽管人均食物产出的不足可能引起饥荒，但它只是众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人均食物产出得到维持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饥荒的出现，可能由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下降，也可能来自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化，这些都使得部分人口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19]林和杨首次以经济计量 方法 研究 这一 问题 。他们发现，在1959－1961年严重的供给冲击下，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 农村 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也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并且，城市偏向弹性——它衡量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对该省死亡率的 影响 ——大约比食物供应量弹性大72％。采用另一种衡量方法可知，被城市偏向解释的各省死亡率是被粮食供应解释的死亡率的两倍。这些结果指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和杨涛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他们所分析的人口资料及粮食资料来自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对于这一特定 历史 时期的官方人口与粮食资料，研究者应当进行细致的讨论和修正，不能全盘接受。其二，城市偏向即城市食物的保障供给，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无论对于这一时代的经历者，还是对研究者，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利用经济计量方法验证常识，并无不可。然而，林和杨据此结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则失之偏颇。因为，这一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同类的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准确地讲，林和杨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比较食物供应量和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饥荒的影响时，后一因素大于前一因素。然而，根据本书提供的资料，我们还可以证明，在以上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它更为重要的因素。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2、人口死亡的省级差异

　　据表1，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一结果与19世纪中后期的战争与饥荒存在某种奇怪的联系。按照笔者的一项专门研究，可知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开始的西部回民战争（包括云南和西北）、1876年发生的北方大旱灾。从1851年至1878年的27年中，战区和灾区共有1.16亿人口死于屠杀、饥馑和瘟疫。[20]分省而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同，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以华东地区为例。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人口1630万，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仍大大高于江苏，略低于浙江。从人口比例上说，浙江、江西的人口损失均大于江苏。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讲，江苏人口的死亡都大大超过浙江和江西。一个世纪前发生过人口重大损失的浙江和江西，此次人口死亡的规模都相当小。

　　再看华中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湖南、湖北人口均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在湖北，死于战乱者多达500万，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22.5%.湖南死亡人口大约200万，约占占前全省人口总数的9.2%.一个世纪以后，湖北、湖南均遇灾荒。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反，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看，湖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均大大超过湖北。 中国大学排名

　　同一现象还发生在西南地区。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21.3%.贵州和四川免于战祸，人口一直增长着。一个世纪以后，贵州和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相对而言，云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就要小得多。

　　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1240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71.4%.[21]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甘肃人口的死亡比例大大高于陕西。仔细分析，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发生的人口灾难。1928-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大约300万人口的死亡，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虽然也造成23.4万人口的死亡，但人口损失的规模与陕西相比，要小得多。

　　在华北地区，1876-1878年的大旱灾导致山西人口死亡多达882.7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1.4%.比较而方，此次大灾对于华北其它地区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或小得多。在河南，大灾造成的人口死亡约747.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22.2%，山东死亡人口约为194.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河北灾中死亡人口约为288万，占灾前人口10%.在1959-1961年大饥荒中，山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只有数万人的规模，仅占灾前全省人口的0.4%，其它省份人口死亡规模却要大得多。

　　在华南地区，广东人口死亡比例较低，与大批粤人迁往香港有关。另外，由于广东省居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大饥荒中，来自香港的食品对于广东居民渡过难关帮助甚大。广东、广西两省人口死亡比例的差异，与历史时期的战争或灾荒无关。

　　更为精细的计量分析可以证明：1959-1961年各省饥荒程度与18世纪后半叶的战争与饥荒有关，而与人均拥有粮食的潜在值无关。表2列出1880年各省死亡人口占1851年各省总人口的比例。这一人口损失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战争与 自然 灾害带来的损失，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于1864年结束，而大旱灾于1776年才发生。1880年人口不是战后人口，而1851年人口也不是灾前人口。为了分析时段的统一，截取此30年仍是有意义的。



　　资料来源：1851-1880年人口死亡比例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16-1 计算 ，第691-701页；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表1-表16；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量系笔者从各省档案馆所获各省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数得出。资料出处从略。

　　说明：江苏省1959-1961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已经将松江府（包括上海）人口包括在内。陕西人口也已包括全省人口，而不仅仅指四个灾区府的人口。安徽、云南资料缺。由于资料有缺，在计算人均粮食时，清代承德府境未予计入。排序4是排除安徽和云南两省之后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

　　人口死亡比例最大者排序为1，最小者为18.据表2，除了安徽、甘肃、广东和河北四地，其它各省19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与20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正好相反，两个排序值相加，约为19-20.这说明，就大多数省份而言，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死亡呈现出某种 规律 性：一百年间的人口死亡程度达到了平衡。在排除上述四地以后，分别对其他14个省两个时期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值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是呈现显著负相关（r 值分别-0.83和-0.91）。

　　河北省的例外是因为该地崛起了两座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广东省的例外在于香港及海外华侨的支持。难以解释的是安徽和甘肃，需要深入到府一级政区进行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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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曹树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