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1)(3)

三、 近代华北 农村 社会 结合的变质

 从元代的“锄社”到清代初期的“耕获以力相助”、“庆场”、“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顺义县沙井村的搭套习惯相比较是极为有趣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有关后者具体的形式、 内容 等的讨论只能让给别稿（参见注[24]）。在此仅简要指出，前者表现出与近代浑然不同的“近世的”特征，而后者则明显地显示出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首先，元代至清中期以前各种农耕结合的组织规模较大，共同劳动的范围也较广。村落成员热中于大家共同参加的农业劳动，并且乐于相互支援，不计利害得失。对于近代的华北农民来说，10户以上的农家组织在一起共同从事包括锄地在内的农耕劳动是不可想象的；数户农家凑成4头牛进行耕种的 方法 也是过于奢华。近代华北农村的搭套或合具一般是由2户农家组成，至多3户，普通只能动员两头役畜，劳动范围仅限于农繁期的耕作和收获。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华北的农民没有象他们祖先那么多的土地，更可能是他们早厌倦了大规模的共同劳动所容易产生的利益不均和自身束缚。

其次，近世的农耕结合具有组织化、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特征。“社”这一名称本身便显示出当时的这种农耕结合并非是松散的临时的组合，此外社内没有劳动能力的农家可以得到他人的支援的保证。这说明近世的农耕结合不会受各个农家家庭 经济 地位的升降变动所左右，而能持久地存在下去。相反，近代的搭套则不同：由于各个农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愈加不稳定，一方农家的经济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搭套便会终止；即便是双方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化，而来年是否继续进行搭套也需要重新确认；在实际当中搭套的持续时间一般维持在2、3年左右。

最后，近世的农耕结合表现出较强的娱乐性。村民们在共同劳动中不乏欢乐气氛。轮到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时要准备饮食饭菜招待大家，收获之后又要相互设宴犒劳，共享欢乐。在其他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大家共同劳动时击鼓、燃炮、唱歌、戏笑等场面 [27]。似乎近世的华北农民参加农耕结合的理由不仅仅是畜力和劳力等物质上的必要，还出于某种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更有可能与我们 现代 人的常识相反，是为了与他村民交流感情、为了年终那次欢饮和交相作乐才参加农耕结合的。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耕结合当中，聚餐和丰收后的祝宴几乎消失， 中国 古代乃至近世北方农村的农耕结合和共同劳动中所伴随着的燃爆竹、舞秧歌、唱田歌、击鼓敲锣、戏讽娱乐等等提高劳动效率、消除疲劳、加深共同体成员间相互亲密感情的风俗更不见踪影。这令人感到近代华北农村的农民们比起古代及近世农村社会的先民们来，甚至比起同 时代 东亚各地村落社会的同行们来显得更加忙碌、更加穷迫，少了些余裕和从容。笔者近年访问沙井村，询问村民当年搭套当中有无会餐及娱乐时，得到的回答是“只是搭套”。这里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近代华北农村社会里村民结合关系的寡淡与凄凉，搭套这一农耕结合的“裸体”的特征标示出的恰恰是该社会 历史 的、地域的性格。

不容否认，近世史料中对当时的村落社会以及农耕结合的描绘常带有一些夸张的色彩，有些内容可能只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乡。但是，10户农家结为一锄社，3、4户农家结为一具，将收获后的酒席招待叫做庆场等具体的记载还是值得相信的。与此相对照，近现代农耕结合的狭小规模和枯燥乏味也是无争的事实。

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的100多年间，可以看作是从近世迈向近代的重要转换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由田多人少转变为田少人多。华北的农民们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拥挤于狭小的土地之上，往日村落生活中的那种余裕和从容不迫在慢慢地消失，彼此不得不展开生存竞争，不得不更多一些利益的计较，不得不想办法减少共同体的约束。同时，土地所有的两极分化及村民间的贫富分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加深，而越来越呈露出穷困凋落之相。村民间的各种社会结合关系在这一时期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显露出“非近世的”、也即“近代的”特征。

前述宣化县的近邻有万全县、怀安县和怀来县（同为直隶省宣化府所属），在《乾隆万全县志》、《乾隆怀安县志》、《光绪怀来县志》中也都有“农家村居，情甚亲昵，老幼相爱。耕获以力相助” [28]的记载。这些县志在行文用字上显然是踏习了《康熙宣化县志》，但偏不见了“有无相通”、“有上世遗风焉”的惯用粉饰以及“庆场”风俗的记述。如果不是偶然遗漏的话，应把它看作是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时代交替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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