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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二）((3)

2015-06-05 02:32 八

1964年黎里、北库公社的“四清”工作，在冬天搞了工3天。据报告，两个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2 841人，在 经济 上有“四不清” 问题 的干部有2 133名，占干部总数的75％。其中贪污盗窃的623人，共贪污现金68 885元，贪污盗窃粮食74 451斤，其他实物折款5 629元，食油801斤，布票、针织品票7 825尺。其中还有734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5.8％，交代了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等问题。又有463名干部，占干部总数16.3％，检查交代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思想作风问题。干部的挪用、透支、借支等也作了统计和处理。同时进行退赔兑现。1964年底，可以退清的干部占58.5％。原来以为“多吃多占，总归便宜”的干部，也认为现在真是老实人不吃亏了。

这两个公社在这次13天的“四清”后，又接着搞下去，共有78天时间。查出两个公社543名四类分子，大小破坏事件共8 629起。其中严重破坏言行的敌人有143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26.3％。大家认识到“赤练蛇变不了黄鳝”，和敌人是桥归桥路归路，分得一清二楚了。又对四类分子分别对待：表现好的脱帽子；漏划的戴帽子。地主富农按政策，每年比一般社员多负担占全年基本劳动总数3％的义务劳动日。又强调，派出的工作组要依靠当地基层组织和干部，而且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今后顺利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必须注意当时强调的两条道路斗争和公私关系上的问题，在基层干部中是大量存在的，而且群众的问题大多是在干部带头、参与或听之任之的情况下， 发展 扩大起来的。因此，群众要看干部的态度，而干部往往又想自己能否过关?能否把矛头转向整群众?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老问题，面广量大，情况复杂，难以解决。但由于干部带头检查交代问题，如某小队长主动交代1962年带头瞒报私分粮食5千斤的问题后，其他群众也检查了。当时注意把政策交给群众讨论，通过民主讨论，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又特别注意把一些问题较多的队，以及对人的批评斗争问题上，加强控制、严格审批手续，凡是要进行批评 教育 的人，必须得到公社党委和县委的审查批准。这两个公社原来要求批评的28人，批判斗争的16人，经过上级审查，分别改为2工人和12人。1964年，吴江开展面上 社会 主义教育工作，共有20个 农村 公社和4个直属镇同时进行。据说，总的收获是初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社会风气和干群关系等方面发生了良好的变化，出现了冬春生产高潮。例如，过春节，以革命文娱活动代替赌博，以勤俭过节代替铺张浪费。同时，死人不请和尚，造房不请“风水”先生，生病不请巫婆，结婚不再铺张。对廉洁奉公的干部作了表扬，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作了检查和退赔。有的干部说，“过去总想个人发家，工作浑身没劲，邪路越走越远。这次像恶梦惊醒，头脑一清，拨开云雾见光明”。

1964年，吴江县委作了近两年来的工作检查报告，县委常委都在会议上进行了洗澡。同时，根据大家的揭发，全体常委和县长、书记都作了个人检查。主要问题如下：对阶级斗争缺乏应有的警惕，如对商业方面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认为“管得过紧，外资会流到邻省，本地吃亏”。又在近几年来，从县到公社、大队，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之风盛行，名为“礼尚往来”，实则慷公家之慨。从1961年以来县委和县人委请客送礼，花去7 200元。县委同志下去，也享受下面的优厚招待。又以为“东西是别人送上门的”，搞特殊化是“困难时期，形势所逼，在所难免”。这些不正之风对下面的同志有所 影响 。特别注意到副业生产较差。1963年蚕茧总产3 085担，比1962年减少45％。比 历史 上最高的1954年减少79％。主要原因是在肥料和劳力上对蚕茧有所忽视。还有分散主义的错误。1961年底，将统销结余的326.6万斤粮食未上报，直到1962年5月才上报，经上级同意安排。又在1961年底，怕财政年终冻结资金，经个别书记同意。将 工业 利润地方分成款中准备买小汽车的5万元转移到运输社。另外，土地有两本账。1960年以前，对上报挖废土地2万亩，并不落实。最后又规定县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劳动不得少于一个月，下乡蹲点的时间力争超过一个月，力争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好。

1965年2月，吴江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张旗鼓地宣讲《二十三条》，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全面地进行“四清”，搞好年终决算，认真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等。例如，对干部当年“四不清”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负责，进行揭发和查账对账，还可以开会当面交锋。

九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愿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当时比较尖锐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有远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影响下，把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脱离现实，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四清”运动也势必在发生扩大化的错误。问题逐步发展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矛盾，毛主席认为“四清”还不能解决问题，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外 政治 生活就不正常，“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当时实在是难于避免的了，所谓又一次在劫难逃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关于反腐败的有些话，现在看来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早在1945年，黄炎培老先生曾到延安向毛主席说过，一个新政权“历时长久， 自然 也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力补救”，而且“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总之没有能力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回想这段话仍有深刻的意义。毛主席当时回答是靠民主来跳出这个腐败的周期率，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也是行不通的。从1958年的浮夸风，到1959年的“反右倾”，党内斗争加剧，1959年一1962年的极端经济困难，以后的逐步变化和“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加剧，仅这么一个似带有循环性的历史过程，就值得我们思考和观察了。历史是最公正的，它自然会做出结论的。

至于这期间江村的小环境还比较平稳，粮食产量和副业得到了发展，个人收入也有所提高。一直到1966年一1967年，江村所受到的破坏也没有城市所受到的那么严重。这是因为毛主席对1960年的困难还是记忆犹新，在“文革”中，他对‘‘穷过渡”的办法并不松口。但是基本的问题仍在。实际上，就是到了1995年的今天，有些历史痕迹也不能说就没有了。中央屡次批评的形式主义、浮夸风等不是屡禁不止吗?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作为社会人类学者只是从历史出发，进一步系统地 研究 现状，并且注意客观背景和微观调查的结合。我的这篇文章仅是作为江村调查的一个引子。希望今后立刻转入现状的研究中去，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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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惠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