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1)(2)
2015-06-10 01:49
导读：更要害的是国家法律直达村庄，从而使以前一直在维护乡村秩序中起着极端重要作用的习惯法，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苏力在评论法治作为一种规则之治时写
更要害的是国家法律直达村庄，从而使以前一直在维护乡村秩序中起着极端重要作用的习惯法，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苏力在评论法治作为一种规则之治时写道：“真正要实行规则之治，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规则之治的治理对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性”[17]，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农业为主，现金收入很少，熟人社会运作的非规则状态，不适合现代法律的规则主治，硬要规则之治，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其中以
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所表达出来的困境为典型[18].
因为农民可以直接诉诸国家法律，农民心中除了法律，不再有任何敬畏，包括对自然、生命及村庄舆论的敬畏时，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会显得极其苍白无力。乡村的民间规矩，就可能不被一些人放在眼中，利欲熏心之徒，想占小便宜之人，就会处处利用法律留下的空白处，来谋取个人的好处，并破坏村庄公共利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话语失去作用，农村社会较普遍出现了不违法，却违反地方规矩的行为，从而破坏了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习惯法。也就是费孝通所言：“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9].我们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农民责怪派出所，说派出所将他们扭送去的小偷关一天或几天就放掉了，小偷又偷，为害乡里。农民认为派出所不严惩小偷，是因为自古警匪一家，派出所让小偷偷东西，然后抓去罚款，罚款再偷，偷了再罚，而农民的生产生活就惨了。但站在派出所一边，小偷“小错不断、大法不犯”，每次偷窃的金额很少，只能拘留几天，不放掉又有什么办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限，分为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制度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阶段的农村治理模拟了中国传统社会：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阶级斗争话语与传统社会的族规家法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义务本位及可以对少数违规者进行道德审判），生产队大多建立在传统社会自然村的基础之上，计划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有相似之处等等。虽然人民公社从器物层面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留下来的东西，比如族田、族长、神庙、道士等均作为封建迷信被扫除，但其社会的内在精神却是一致的，传统的力量（比如宗族力量）往往借助派性斗争来予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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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消费文化的普及，使老规矩难以发挥作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得不稳定，人生“兑现”压力加大，农村社会逐渐地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被金钱诱惑力所打碎，人际联系迅速理性化[20]，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被一个扩展的市场导向和消费导向的大文化所取代。苏力说，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作为内生于社会的制度，凝结了特定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信息，是反复博弈后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定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法律就缺乏坚实的基础[21].而当前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动，使得非正式制度缺乏了生长空间，没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农村仅仅依靠国家机制，能够获得秩序？
四、物质性公共品的供给
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或村庄凸显的一大原因是公共品供给的需要。总体来讲，传统社会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水利灌溉来讲，建国前中国农村的可灌溉耕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8％[22]，在“疾病相扶”方面，农民也很难在患大病之后得到足够的帮忙，用于赈灾的义仓虽然在一些地区农村存在（如徽州），但真正的赈灾能力严重不足。
尽管如此，传统社会却具有较好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可以满足一般农户在常规年景生产生活的需要。较少的公共品供给和较好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封闭及生产力水平较低等相联系，也是与传统社会的弱国家、强社会②相联系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农民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强有力组织起来，完成了毛泽东主席说的“组织起来”的任务，达到了“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的目标。正是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中国在较短时期，完成了从农村抽取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和机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人民公社供给公共品的特点，是通过集体化的方式扩大生产单位，因而降低了公共品供给中的协调和交易成本。举例来说，当生产单位是农户时，若干农户联合起来灌溉，就可能因为相互扯皮搭便车，而无法进行。但将若干农户组织为一个生产队共同生产，则会将农户间的联合变成生产队内部的安排，从而克服了农户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当农户联合起来解决公共品供给时，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尤其在中国人多地少和生产能力较低的国情下，农民通过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可以有效建设大量农村的公共品，其中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农村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人民公社的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耕地的可灌溉面积即从18％上升到48％，这48％的耕地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粮食。20多年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小农经济在农田水利上的成就。
人民公社除了在水利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外，在教育和医疗上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从社会治安方面来讲，人民公社时期的阶级斗争话语与社会相对的少流动，也使农村的治安情况良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农村，绝非少数地区独有。
人民公社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优势及其成果，也有其负面。较大的生产单位有助于降低公共品生产中的交易成本，却存在内部激励的困境，即生产单位越大，生产单位内部偷懒的人就可能越多。以生产队乃至人民公社来生产公共品，决策与筹资筹劳时的讨价还价成本很低，但生产队或人民公社内部的成员却缺少劳动积极性，并可能以磨洋工来对付组织监督，从而监督成本很高。最终，在中央政策
放松的背景下，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分田单干力量占了上风，承包制使中国农村的土地经营又回到了历史上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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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制以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机制与状况，与人民公社大不相同，也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大不相同。因为农民以家庭作为经营单位，在家庭内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的同时，家与家之间的合作成本也大大提高，以致农村公共品供给普遍出现了从人民公社水平上的倒退，以前作为公共品供给的乡村水利，却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的私人品供给，一方面是农民住宅十分高档，另一方面村中道路却尘土飞扬。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阶级斗争话语的取消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治安重新成为问题。
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因为地方性强制规范的无力，及因为快速社会流动造成的预期的不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变得不可遏制，并最终使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前农村不是修建公共品，而是使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公共品，都成为问题。换句话说，相对于人民公社公共品供给机制和状况均佳和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机制和状况的较佳，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与状况均十分糟糕。
有两个因素对于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有一正一反的影响，一是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因此，中国农村的相当部分公共品供给，将来可赖国家财政的支持，这是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因素。不过，中国是有9亿人口依托农村生活的农民大国，国家财政能力即使十分的雄厚，也断不可能为9亿农民提供如城市一样的公共品，离开了农民社区的自我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可能会低于最优供给水平。或者说，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中国，农村还远未达到可以凭借国家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阶段。也正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具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作用，而使农民合作具有功能上的意义。
相对于传统中国农村，超出农产的单位（比如村庄或宗族）仍然可以通过公共品需要的功能必要性，而被凸显出来，其中的差异择要有二，一是传统的凸显宗族或村庄的软硬规范大为不同，二是当前农村从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与传统的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也有很大差异。
五、结语
本文系统考察了现代性因素对中国农村构成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使得中国当今的农村，已极大地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农村。
小结本文的讨论，显然，有这样几个因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状况：
其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因素，尤其是正式行政建制对传统的宗族或自然村的切割，人民公社体制在当前中国农村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行政村体制，仍将对农村的发展构成深刻影响，并是今后农村发展中可供操作的变量。
其二是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这一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作为一种控制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族规乡约的话语有相通之处，即具有义务本位的特点：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作为一种解放话语，与西方启蒙话语（尤其是平等意识和个人权利）有相通之处。正是阶级话语，使中国农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变成了国家的公民。改革开放以后，阶级话语失去了正当性，其作为控制技术的方面自然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但其作为解放话语的方面，则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农民当代的心理。
其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直接控制和法律无遮蔽地普照于农村，尤其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精神，与阶级话语中的解放话语结合起来，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秩序中的核心特征及难题即小农经济与现代法律的悖论。其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当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难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在国家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公共品供给的背景下，农民组织起来获取公共品，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此点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当前农村社会中，农民组织起来的困难，和组织起来可以获得公共品供给的巨大好处之间的张力，使得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农民的行动逻辑大有差异。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注释：
①举例来说，抗日时期要靠“抓壮丁”来获得兵源和抗美援朝时农民踊跃参军，及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改革与阶级斗争话语的普及，中国农民第一次深刻地与国家站在了一边。
②以地方性的软硬两套规范来起作用，乡绅、庙会、经济分化、宗族等，都是传统社会起作用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A].中国现代性困境的讨论[C].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A].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问题[C].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0.152.161.
[3]王铭铭。溪村家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88.88—89.
[4]王先明，常书红。传统与现代的交错、纠葛与重构——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权力体制的历史变迁[A]，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张鸣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5]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2—64.
[6]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89.
[7]张东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绪论部分）[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8]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A].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127.转引自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M].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56.
[10]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
[12]吴毅。村治变迁中的秩序与权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0—83，110—112.
[13]王铭铭。社区的历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权社，1996.104—106.112.
[14]张乐天。嵌入式社会变迁及其界限[A].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DB/CD ］。
[16]薛毅。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J].天涯，2005（4）。
[17]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3.193.
[1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59.
[20]杨善华等人称之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杨善华、侯红。血缘、姻缘与利益——现阶段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宁夏社会科学，1999（6）。笔者称之为人际关系理性化。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1]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74.
[2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C].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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