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1)
2015-06-10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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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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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是一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但“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发展。20世纪，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将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农村”的转变。其带动机制主要有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和制度带动。而要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着力于强化城市的自我创新能力。
自本世纪，特别是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以来，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完全对立的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城市化，如潘维先生主张组织贫困农村建新城[①]；一种是非城市化思路，如温铁军先生认为城市化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并提出没有看到人口超过一亿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②]那么，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是否完全对立的呢？本文认为，要将新农村建设放在一个更为现代化走向与农业传统纠葛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市化，而城市化则不能再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一、世纪之变：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国逻辑的规制之一在于其现代化走向和农业传统纠葛的历史进程。
中国于19世纪后期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均由农村出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3个20年3次历史性贡献。
1．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有着十分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90%以上人口在农村，国民生产总值80%以上来自于农业。尽管19世纪后期中国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但农业国家的格局长期未变。特别是在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下，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农村和农民问题特别突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是主线。而得以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从1920年代末到1949年，中国的革命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被西方经典学说视为保守力量的农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并为革命胜利作出了最大牺牲。
2．以农业支援工业。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工业化的初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了最大限度的支援工业，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户籍制、公社组织体制等一系列措施，从农村汲取大量产品和劳力资源。据统计，从1957到1977年，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达7000多亿元。中国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依靠从农村汲取资源而建立的。其重要后果就是农民的收益增长十分缓慢。从1957到1977年，农民的收入每年增长不到一元钱，到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60多元，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未能实现温饱。农业支持工业不是因为农业剩余而产生，而是在政权力量作用下的农业贡赋，属于超经济强制。由此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作为现代国家的平等国民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3．以农民服务市民。变革动力来自于对现状的不满。正因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使中国的改革首先发源于农村，并取得了突出成效。从1984年起，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到城市。一直到2004年，中国出现了二次工业化及相伴随的大规模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和农民为二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继续作出贡献。其特点是城市发展优先，保护市民利益，以农民服务市民。主要表现为：一是土地贡献，城市发展和扩张以低价甚至无偿征用农民土地为代价。据估计，仅仅是依靠政府征地，农民的土地贡献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劳动贡献。上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和企业，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作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享受不到市民一样的平等待遇。中国得以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是以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别日益扩大的态势。2004年，中国领导人因此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统筹城乡发展。2006年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造就了当下中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解决在当今世界上有着最多农村人口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但与20世纪相比，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点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国家发展走向将从“农村包围城市”向“以城市带动乡村”转变。
其一，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马克思在谈到现代历史时，是将城市作为发动机的。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和需求这个集中的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③]列宁也曾经将城市比作现代历史前进的火车头。20世纪中国，我们不余遗力，甚至不惜让农民作出巨大贡献，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现代工业和城市才是现代历史发展的发源地和推进器。中国要在21世纪崛起为世界强国，从根本上还得依靠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在现代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是依靠传统农业成为世界强国的；也还没有那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依靠传统农业而摆脱生存与发展困境的。20世纪70年代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行非城市化和反城市化道路，结果造成巨大灾难。
其二，城市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进入21世纪后，这一格局正在发展深刻的变革。第二、三产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城市人口已占三分之一以上。如果不以户籍制为线，城市人口的比例更大。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三分之二以上。无论是经济贡献，还是人口数量，城市已成为主体。
其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这本身就表明，单纯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克服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换言之，没有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韩国在1970年代兴起的“新村运动”只是缓解了城乡矛盾，但并没有根本上解决。根本解决城乡矛盾的基础还是依靠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也是韩国为我国许多人到韩国学习新农村建设经验泼冷水的重要原因。当下，离开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孤立地看待新农村建设，试图仅仅农村内部寻求新农村建设动力的思路，实在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臆想。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大多是从毗邻城市的城郊地区向边远地区扩展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农村建设有赖于城市发展。
二、城市带动乡村的机制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将转变以城市带动乡村，由此给城市赋予以新的历史使命。以城带乡的机制主要有：
1．财政带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不断作出贡献的进程，并形成了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进入21世纪后，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国家更多的支持农村，将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于农村。而公共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集中第二、三产业的城市。正是由于农业税收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比例日益降低，中国才有可能一举免除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费。免除农业税以后，国家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消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其前提条件就是城市创造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在中国，“三农问题”的表现不一样，东部地区缓和，中部地区突出，西部地区相对缓和，根本原因在于财政类型和数额不同。东部地区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城市，且地方财政收入多，使这些地方有较为足够的财力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如浙江等省得以在全国领先走向城乡统筹。在中部地区，长期属于农业财政，财政收入少，城乡差别大，缺乏足够的财力解决“三农问题”。农业税费改革后，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将仍然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城市发展不足。西部地区尽管城市财政力量薄弱，但地广人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大，“三农问题”相对缓和。所以，财政带动是城市带动乡村的基础。武汉市是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本世纪初，该市投入数十亿元进行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2004年，该市为了克服城乡差距问题，又开始在城市郊区农村推行“家园行动计划”，每年投资数十亿元，对于武汉市的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投入，该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缺乏基本的财力支持。
2．就业带动。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其重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在人多地少资源约束条件下，依靠农业自身，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出现产品增多，收入减少的逆行趋势，即“增产不增收”。如湖北一个省的城市人口占三分之一，农村人口占三分之二，由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供应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其市场容量极其有限。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出现如此势态：农村外出人口日益增长；农民的农业收入比例日益降低，非农收入日益增长。非农就业已成为中国农民改善自己命运的主要出路。中国现有约1.5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人年均收入为1万元，其总收入便是1.5万亿元，这笔巨额收入是国家无法提供，也是农民在农村内部无法获得的。所以，进入21世纪，城市带动乡村的重要机制是就业带动，通过城市和工业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历程看，凡是农村人口转移最快的地方，三农问题就相对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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