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1)(2)
2015-06-15 01:06
导读：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
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肯定项。在农民看来，“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开放性访谈收集到的资料看，大多数农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幅这样的景象：人人平等，生活幸福，没有剥削，共同富裕。换言之，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及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显然，农民的这种心态和评价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已面临着挑战。
六、讨论
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
综合上述描述，可见农民心态与信念的总体状况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如1990年代）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较为乐观，但对未来农村形势却信心不足；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从这样一幅心态与信念图像，可见当前和近一个时期的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近年来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有所增加，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依然认同于现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框架，并无意变革之。因此，当前农村尚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就此而言，本人以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治理出现了危机的变局（肖唐镖，2003c ，2003d ），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
第二，但是，鉴于农民对身边亲历的或现实中的境况，如晚近的干部、可接触到的干部、农村的形势、实践中的社会制度有较低的评价，已有较多的不满，这为农村社会埋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只要一遇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之类的“导火线”，就极容易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的政治性群体事件。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农村稳定格局的转型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不过，“忧中有喜”的是，目前这种不稳定事态的目标是短期的、微观的，而非中长远的、宏大的，针对的是有关的政策（及其执行者），谋求的是解决身边的现实问题，而非要求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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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群体性事件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基层政府的抗争。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国家不改变“二元性”的宏观治理体制与政策，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仅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集体性行动还将继续发生，而且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由此，农民行动就有可能普遍走向笔者所指的“农民行动的第三步”，并蔓延成非局部性的政治性动荡。
2.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分析与理解框架
笔者对江西的跟踪研究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冲突已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已从农户与农户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主要围绕资源利益纷争的民间性冲突转变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冲突主体已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另一方面，农民对政府的行动已从“沟通性”走向“迫逼性”和“对抗性”，尽管体制内抗争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体制外行动已明显增加（肖唐镖，1997，2002，2003a ）。这一结论系以农民行动为视角而分析得出。本文则从农民心态方面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所作的分析，对此结论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稳定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已得到其他学者的验证（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3；王晓毅，2003）。他们的研究表明：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对农村稳定形势有日趋紧张的共识，但对“紧张程度”的判断、以及各自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并不一致。赵树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冲突的变化及其机理（赵树凯，2003）。于建嵘则侧重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的结论（于建嵘，2003，2004）。于建嵘的这一观点，尽管已有章家敦（2001）、白沙洲（2001）等人的呼应，但本人并不苟同。本人同意“风云一号”对于建嵘的批评（风云一号，2004）、以及李昌平关于“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的判断（李昌平，2002），并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与困境，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笔者研究所依据的是一个两维框架：一方面是“农民的表达行动”，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心理”，即农民对政府与社会制度的信念的变化。通过对农民“心态”与“行动”的综合分析，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能做出如此把握与预测。
在西方学界，对于政治稳定的解释，曾经历从早期的“整合不良理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再到此后的“社会建构论”的演变（莫里斯、缪勒，2002）。“整合不良理论”通常以“相对剥夺”或“社会纽带崩溃”来解释冲突或不稳定状况的出现，如摩尔、亨廷顿、沃尔夫的研究。而“资源动员理论”则关注政治国家的成长和民众权利意识对冲突的影响，如梯尼对“民众集体行动能力”与“权利意识成长”的关注，斯克科波对国家能力的关注（斯克科波，1998），斯科特对民众“社会心理与价值观的变化”、如“道义经济学”的分析（斯科特，2001）。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分析和理解稳定状况的基本框架。
对中国乡村稳定形势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也是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而展开。这表现为两个角度的选择：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政府或国家的角度。从农民视角，研究者们强调，冲突与不稳定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郭正林，2001）；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张厚安等，1995；赵树凯，1999）；现代化引起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党国英，2001）；乡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起，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邱新有，2001）；农民公正观念的变化（王晓毅，2003）。从政府或国家视角，学者们提出，冲突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作风差（方江山，2000）；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状况（赵树凯，2003）；对农民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滞后（kevino'brien ，2002；thomas bernstein &xiaobo lu，2003；孙立平，2004）。本人以为，从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视角看，政治稳定状况，说到底还是各种政治主体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在互动中和谐与否的状况。因此，从政府、民众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的理解入手，应是解释稳定状况的有效路径。据此，笔者在强调国家宏观政策与体制的影响的同时，尝试着从“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视角来理解之，强调：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肖唐镖，2003a ，2003b ，2003d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尽管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分析稳定的学者日众，但尚少人对之展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如从各种相关性的变量的比较中来测量国家因素对乡村稳定的影响，在长时段中考察农民行动的变迁，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行动与心态、及政府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关注者甚少。当然，即使在西方，正如著名学者扎尔德的评论：一直到最近为止，即便是“国家研究视角”也“只不过刚刚开始对这一领域的分析而已。”（莫里斯、缪勒，2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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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s‘psychology and rural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
——a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xiao tang-biao
abstract：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rehension framework of‘the beliefbasis of peasants ’action‘，this paper observes and analyzes the issue of therural political stability from the angles of rural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generally speaking，both peasants and cadres at grass-roots level have high opinionof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and its government.however ，as to the newly electedcadres，government and cadres at grass-roots level ，they don ’t have the sameview.they recognis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 ，and are optimisticabout the country ‘s future，but they are showing less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of rural areas.they have high opin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law and theory ，but low opin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practice.it shows that in spite of somecollective inciden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and cadres at the local level，thereisn ’t any basis of popular will for drastic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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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rural areas，political stability，peasants ‘psychology，peasants’action，belief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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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招标项目《近20年来农村政治稳定的格局变迁与政策分析》、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与农民之冲突的调适与整合——对农村稳定的一项政策分析》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研究》（05bsh009）的成果，是《中国农村基层权威基础的变迁与延续——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的一项分析》一文的下半部分，其上半部分以《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为题，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2期。全文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举办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7北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11）发表并演讲。特此致谢！
[①]有关争论可参笔者在另文中的评论（肖唐镖，2003a ）。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政治权威“以一定的政治认同为基础，这是政治权威获得遵从或承认的必要条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页。
[③]有关这几次调查的更详细介绍，可参：肖唐镖，《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载王汉生、杨善华主编：《农村基础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肖唐镖，《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北京：《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
[④]笔者注意到，在迄今的相关研究中并未有研究者作这种分层性的比较研究，如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在所做的“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研究”中，分析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时并没有考虑到政府是分层的，因而评价就有可能不一致这种情况。其详情可见：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信心不足与信仰危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载北京：《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1期；《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形势——1999年—2000年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总报告》，载北京：《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23期。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⑤]应星在分析上访群众的“国家形象”时认为，多数农民心中都有这样一幅国家形象：“闪着神奇光辉的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并将这种现象称为“抽象而遥远的清官，具体而切近的贪官”（应星，2001，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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