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2015-07-15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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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 共产党的 历史 上,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问题
在 中国 共产党的 历史 上,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问题 、阶级属性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 科学 对待知识分子的首要前提,对于我们实现“科教兴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剥削制度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而是分属于各个阶级,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 分析 ,必须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中国共产党在 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是不断完善,逐渐走向正确的,最终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扩大和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 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理论 。
一、1949年至1956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双重认定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即“ 经济 标准”和“世界观标准”。从经济标准出发,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世界观标准出发,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从经济标准出发,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49年4月,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国营 企业 职员大会上指出:“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共产党认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是工人的党,也就是你们的党,党代表你们的。你们是和我们共产党一家人。”(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 文献 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页。)刘少奇在1950年的全总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又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就是工钱劳动者,即自己没有生产工具,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做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来源者”。“工钱劳动者有两种: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因此,被雇佣的职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员也是。”(注:《刘少奇论 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 农村 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的生活来源的 方法 决定”。政务院补充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对于“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但私人经济机构和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不得称为职员”。对于什么是职员,政务院决定指出:“一切依靠独立劳动营业为主,但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 艺术 家等,称为自由职业者。这种自由职业者有时雇佣助手或雇工助理家务劳动,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这些人如不进行独立营业而受雇于国家或私人的机构中服务,则称为职员”。(注:《中共党史 参考 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04、110页。)从刘少奇的讲话和政务院的决议来看,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李维汉等也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大声疾呼要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其次,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的 政治 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以适应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党中央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1951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 学习 、工作和实践,自觉地改造自己,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的立场,到工人阶级的立场。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因此,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1月,“团结、教育、改造”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 内容 。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来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是从1953年后,对知识分子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党内许多人开始用“世界观”标准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把知识分子当作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出现了对知识分子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安排不妥、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现象,造成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紧张,极大地妨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薄一波曾指出:我党“在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思路狭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二、1956年到1976年对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认定的曲折
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中,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依靠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失误,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又出现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当作改造与专政的对象的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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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方面。一方面,党中央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本身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政治立场方面还是在世界观方面,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开始成为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对此必须给予肯定和评价。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89,361页。)。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社会主义 时代 ,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技术。只有科学技术发展了,才能最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我们党只有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培养大批新知识分子,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二,对建国后的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估计。“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第三,提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提倡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实践、自己的业务实践、一般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改造和提高。同年2月,党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全新结论,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注:《中国 现代 史》(人大复印资料)1998年第7期,第126页。)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中国大学排名 其次,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党内仍不统一。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又把建国后新培养的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页。)同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会上又强调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同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由于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认识上的不一致,所以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随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将其明确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给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当成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领域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插红旗,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等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960年冬,党中央对1958年以来在具体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对各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制定了“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和剧本创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用建国以来的实践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十二年来,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特别是“从1957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89,361页。)陈毅在会上,坦诚地批评了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种种“左”的错误,向参会的知识分子行了“脱帽加冕”(即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1961年3月27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如果还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但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受到批判,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将所有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以上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与社会地位的定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兴衰休戚相关。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时,党就能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时,知识分子就成了教育与改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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