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1)(2)

　　 研究 发现， 中国 二十年来贫富差距的扩大确实和中国引入市场机制有关系。所谓市场，讲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商品市场，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第三是 金融 信用市场。这是市场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商品市场的引入，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试验。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讲，我们要闯关夺隘，要闯物价关，核心讲的就是商品市场 问题 。所谓商品市场，就是不再通过票证完成商品交换。我们过去能实行那么高度的平均主义，是通过票证体系实现的。当时虽然也有市场，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市场是什么局面呢？基本特征是“短缺”。匈牙利一个 经济 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短缺经济”，1985年以前的中国就是短缺经济。1985年，中国刚开始搞商品市场时，马上通货膨胀就十分严峻。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一个东西供不应求，价格必然上升。所以，刚引进市场，价格就开始暴涨， 自然 就通货膨胀。当时中国人的抢购心理特别强烈，抢购成风。因而中国在80年代闯物价关时，难度非常大。不过，中国人民的创造力确实还是很强的，居然在短时期内就克服了这个危机。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突然变成一个过剩的商品市场了。由此可以看出，只要给一个缓冲期，勤劳的中国人民确实有无限的创造力。

　　劳动力市场这一关， 目前 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实验。比如，过去上大学，毕业后包分配，90年代初开始搞供需见面会，让学生尝试自己找工作，到现在大学都不包分配了。劳动力实现自由流动固然好，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一放开，马上就出现失业下岗问题。这是很大的危机。所以，最近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改革，包括加强就业信息的沟通，建造就业信息体系，推进就业培训，完善就业市场，等等。

　　至于金融市场的试验，我们还没做，但我们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了，已经承诺了要做。这个试验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金融市场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银行不是完全由国家控制。这方面还是要谨慎一些。

　　总之，二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个市场经济的试验。那么，为什么非要引进市场经济呢？道理并不复杂，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做了30年计划经济的试验，结果证明，不引入市场经济，就没有活力。1949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约2000美元，到了1979年，已经相差5000美元以上了。这样一种计划体制确实没有效率，这是我们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的根本原因。引入市场机制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要知道，一种资源用市场来配置，确实比计划配置的能力强。过去我们总觉得政府的能力很强，毕业分配你们完全听政府指挥就行了，以为政府的配置是最优的。今天看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配置有巨大优势，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然而，市场这个东西很无情的，过去不靠市场，国企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不按市场 规律 去办，“一平二调”，比如上海的 企业 有钱，你就多交上来一些，我去补那个穷的，当时大家都是接受的。可在市场经济下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企业，有本事就 发展 起来成为巨型企业，没本事就破产、垮台。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很残酷，通过市场这样一种残酷的分配，当然会形成贫富差距了。能够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企业，自然就搞得好，能迅速发展起来，不适应的就濒临破产，大量工人下岗，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在采用市场机制运行时，肯定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国际上解释贫富差距的时候，有一个 理论 ，叫“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库兹涅茨这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俄国血统的美籍教授。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用以 分析 贫富差距的变化情况。结果，他发现了这样一条曲线：假设用纵轴表示不平等，横轴表示人均GNP，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和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拱形（倒U形）曲线的样子。即，一些完全没有发展的贫穷国家贫富差距也不是特别大，然而在人均GNP500～1000美元时，不平等程度会急剧上升，达到峰值以后，随着该国人均GNP的进一步增长，贫富差距指标又会逐渐下降。这个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 现代 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关系的 历史 进程。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上升较快呢，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曲线的上升部分。按照这个理论的解释，将来人均GNP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比如人均3000美元），贫富差距还会有所缩小。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按“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解释，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自然缩小呢？笔者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就需要对于库兹涅茨发现的“倒U形曲线”背后的机制作出解释。

　　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绝对不是通过市场一次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多次分配环节才能完成。市场只是分配的第一个阶段。在其后还有多次分配。在一个国家建立市场机制的初期，市场机制肯定很不完善，漏洞很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很差。所以，在这个阶段，贫富差距上升速度就会快一些。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富裕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福利、保障，财富就会再次或多次转移分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市场确实很厉害，但市场完成的绝对不是最终的公平分配的结果，仅仅通过市场的一次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还需要多次分配调节。

　　在改革开放以前，占上风的理论认为，市场很不公平，所以，我们根本不经过市场，通过国家指令，一次完成平均分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否认市场分配是不对的。市场的第一次分配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市场要分出胜负，分出强者弱者。我们以前的问题在于不承认这个强者弱者，我们认为不应该有强者弱者之分，就应该把强者的钱给弱者，这是不对的。你得让市场分出强者弱者，让成功者有成就感，这样才能增强一个 社会 的效率和经济发展能力。但是，优胜者的收入太高，贫富差距太大，也不公平。所以，完善的市场机制还需要多次分配环节。比如，税收就是最重要的再分配机制，高额累进税可以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移到穷人手中；捐款也是很重要的机制，经济学里讲“边际效益”，对于巨富者来说，财富对于他们生活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大下降了，而如果捐款给穷人则会有很高的边际效益，所以，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都建立鼓励捐款的财税制度。总之，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分配是有很多环节的，包括税收调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慈善、捐款等。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应引导财富的多次分配。

　　五、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本文在一开始说，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分析。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是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他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够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把效率放在了首位。第二派，以《正义论》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为代表，他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第三派的代表人物是阿瑟？奥肯，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奥肯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地对企业主课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经营积极性的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事情上来。我们碰到了两个基本的群体，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笔者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富人群体？怎样看待穷人群体？这两个群体的存在是否公平？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去看，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才公平呢？邓小平曾经说，要让那些辛勤劳动的先富起来。后来发现，光辛勤劳动也富不起来。辛勤很重要，农民劳动就很辛勤，但现在他们种粮食也挣不到钱。笔者以为，在研究不平等和分层问题上，人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不平等和分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样的分层才是可以接受的呢？最为一般的回答是：要让那些具有相应水平的人，到相应水平的分层位置上去。比如，你经营企业成功，确实因为你有本事，不是因为你违法操作，所以你成功了，这样的分层位置，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不是凭你的本事，那么，大家就会对你不满意。人们希望素质高的人在较高的位置上，你素质不高，那在低位置上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人们看见富人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你那么富有，是靠自己的本事吗？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虽然他当年大学没上完就退学了，但他对市场看得很准，看准了一个很好的做软件的机会，于是，他凭本事把这事儿做成了，目前在世界上，他的财富名列前茅。从比尔？盖茨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素质很高，机会抓得好，有头脑、会运作，他拥有财富，一般人也不忌妒他。不服气的话你也造一个Microsoft去呀，是那么好造的吗？反之，倘若富有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大家就觉得不公平了。

　　此外，如果一个富人仅仅是靠先天因素而获得的财富，那么，人们一般也会认为不合理。笔者的研究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 影响 人们获得成功的先天因素有所减少。后天因素有所增加，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所谓“后天因素”或“自身努力因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证书、办企业搞经营，这些都是自身努力因素。靠自身努力因素而获得的财富，人们一般认为合理。用这个指标来看，中国近年来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富人的素质水平还是有提高的。根据国务院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数据，中国私营企业主学历水平确实上升了，有MBA证书的比例也提高了。近来，中国私营企业主里面，大学毕业、研究生、MBA毕业的比例居然还很高。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情况就相反，那时，收入较高的群体的素质是比较低的。数据证明，那时私营企业主平均 教育 水平很低，甚至低于当时一般城市居民的水平。90年代，私营企业主素质有很大提高，如果不去看文凭而只是看行业，也能看出来，很多私营企业都属于新兴产业。80年代所谓的万元户、先富起来的阶层，很多是做小买卖的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到了90年代，“下海”成风，高素质群体中一部分人开始进入商界。这在社会上是一种积极变化。

　　对于富翁层的分析，社会学也常常使用“精英理论”。精英是社会上能力非常强的一些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个基本的精英集团：第一是 政治 精英集团，第二是经济精英集团，第三是技术精英集团。按常规运作的社会，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集团，但是却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因为他们可以创造财富。1956年，我们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原来的企业家换掉了，企业靠政治干部管理，外行领导内行，但全是外行领导，很难形成经济精英集团。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实际上是在培育经济精英集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仇视富人集团。当然，富人集团必须是提高素质的，如果是低素质的，就应该将其淘汰出这个集团。对于这种淘汰机制，社会学叫做“精英循环”。精英循环理论认为，社会应该有一种制度体系，把不具备精英素质的人淘汰，让具备精英素质的人脱颖而出，进入上层。富人集团不是坏事情，但是，应该有淘汰机制，优者上，劣者下。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比如，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实现精英循环的。科举制度是在公元587年隋朝时发明的，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这个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优秀的制度。当时，欧洲是等级身份制，贵族和富有阶级靠血统继承。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很多年。笔者考察了明、清两代的科举及第材料，发现贫寒人家的子弟靠科举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证明当时的科举制度确实实现了精英循环。后来，西方社会体制发生了变化，他们把科举制度学去了，英国建立了文官制度，也就相当于我们的 考试 取士。而且，西方人克服了科举制选拔精英人才范围太窄的缺点，实行并普及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这个东西确实要比科举好得多，相当于在全社会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考场，有经营本事的就来考吧，考上了就是精英。实际上，市场也是精英循环的场所。放开市场，让企业实现精英循环，这是应该的。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让真正的精英人物能够实现地位上升。所以，笔者再次重申，富裕并不是坏事情，中国总体上还很贫穷，中国的所谓富翁跟世界上的巨型企业家还没法比。要实现精英循环，就不能只重用自己亲近的人，要允许不熟悉的人也有竞争的机会，这才能形成真正的精英；在高级管理者中不是精英的，就应该淘汰，让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一般地反对富有、反对财富、反对企业家。

　　另一方面，对于贫困者，当然应该采取扶助、帮助的政策。这里面，有两种贫困，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比较典型的是在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往往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山区，像云南、贵州、西北地区等。2000年，国家承认的绝对贫困人口约有3000万人，到2003年，已降到了不足1000万。所谓相对贫困，比较典型的是城市里面的失业下岗人员。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对城市里的贫困者实行救济，但是在 农村 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最近，各地政府也在做一些试验，试图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巨大，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总的来看，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的解决，一方面要对于高收入者收税，另一方面要通过保障制度给低收入者以补偿。然而，最近对于税收的分析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户还是普通的职工层。高额累进税和个人所得税还没有真正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治理贫困，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各种保障制度，像最近开始的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失业救济方面，等等，都应该主要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

　　此外，笔者以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贪”也很重要。中国的贫富差距里面，确实有很多是违法违纪因素造成的。当然，这部分控制难度也相当大，因为市场转型过程中，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出现很多违法违规的现象。笔者还主张教育的手段。教育显在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传统的说法叫做“传道、授业、解惑”。但实际上，教育有很多潜在的功能：一是可以减少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二是可以减低贫困。现代社会，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技术而形成的，实际上是“文化贫困”。在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曾动员很多人移出山区，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结果他们后来又跑回山里去了，生活依然如故。所以，解决贫困问题的核心还是教育，得依靠基础教育、技术教育，传播知识技能，逐渐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技术含量，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人口的落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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