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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利益矛盾的主要危害(1)(2)

2015-08-13 01:00
导读:三、利益矛盾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地区经济崛起的背后,不同程度暴露出初放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资源挤压。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三、利益矛盾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地区经济崛起的背后,不同程度暴露出初放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资源挤压。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这种担忧,既表现在对中国庞大经济体持续增长打破了全球资源供给的平衡,更表现在对中国滞后的资源利用方式造成的严重资源浪费上。         一是水资源浪费严重。中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9],但是,中国水资源的利用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406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0.45,很多国家已经达到0.7—0.8。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62%,发达国家平均75%—85%。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全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高达20%,每年浪费达100亿吨以上[10]。水的浪费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增加了污水排放量,加重了水体污染。           二是工业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单位产出能耗(生产一单位的GDP所消耗的标准能源总量)为0.49千克油当量/美元,虽比1980年、1990年下降了52.9%和60.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显较高。其中,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高出5. 1倍(表:3-14,3-15)。中国单位产出能耗比新兴工业国家高近60%[11]。中国单位产出能耗也高于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12]。另据有关资料,中国十二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高出发达国家五至十倍以上,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4.9%,但消耗的石油、原煤、钢铁、氧化铝、水泥分别为7.4%, 31%,27%, 25%和40%。近十年来中   表3-14:主要发达国家单位产出能耗 单位:千克油当量/美元 表3-15:几种能源密集型产品能耗指标的国际比较         注:1、 国际先进水平是指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的平均值;2、“日”指日本,“美”指美国,“欧”指欧盟;3、本节各表数据的差异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4、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2版》,国家统计局;《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战略研究》,中国电力出版社,2001年1月。         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除产品综合能耗同国外有较大差距外,通用耗能设备的能效水平同国外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表:3-16)。    表3-16:2000年通用耗能设备能效水平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中美洁净能源技术论坛论文集》,北京,2001年8月。         三是矿产资源开采损失突出。中国目前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达 30% 左右,平均比国外低 20%。有色金属矿的采选回收率为 50%~60%,采矿综合回收率为 33%,有益组分综合利用率达到 75% 的选厂只占选厂总数的 2%,而 70% 以上的伴生综合矿山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到 2.5%。据有色系统统配矿山 1983~1991 年综合资料统计,中国铜矿石的损失率、贫化率分别为 16.26% 和 19.6%,损失铜金属 16.6万t,多采出废石 2064万t;铅锌矿石损失率、贫化率分别为 10.6% 和 19.7%,损失铅锌金属 54万t;钨、钼、锡矿石的损失率为 10.4%、17.6% 和 13.6%,贫化率为 62.1%、26.9% 和 26.4%,如果计入保留矿柱的损失,整个采矿损失率高达 30%~40%。           从利益上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利益矛盾协调不够,没有形成有效节约资源的行为规范。一是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的价格约束机制。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明晰资源的产权问题。三是发展观的偏差使然。           四、利益矛盾破坏生态安全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经济活动,生态环境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成为中国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震撼国人的与环境破坏有关的事件,有的是森林破坏、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形成的自然灾害,比如,1998年危害14省区的长江大水灾、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频繁的沙尘暴、2006年肆虐中西部地区的创历史记录的特大干旱等;有的却是追求所谓的效益、“政绩”形成的“人祸”,如中石化的松花江污染、川化的沱江污染、甘肃徽县群众血铅超标等(表:3-17)表3-17:西部地区地质灾害型人为原因         资料来源:石生泰,《西部生态环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环境问题最典型的是跨区流域污染与生态分割。由于沿河流及重要交通干线一般都要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在不同行政区域主体之间经济发展中利益关系的影响下,河流的上下游之间、湖泊的周边地区之间、铁路的上下线之间和中心城市与所在地区之间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产业分工和合作关系,相邻行政区交界地区经常发生相互转嫁环境污染的行。以淮河流域为例,淮河流经河南、安徽,由江苏入洪泽湖,是中国经济较落后地区。50年代三省分工合作,上游建水库,中游建蓄洪工程,下游建排洪工程,有效遏制了水患。近年来由于各自追求本流域辖区的经济利益,上中游数千家小造纸厂、小酿酒厂盲目发展,严重污染了淮河水质,特别是二、三级支流大部分成为排污沟,常年发臭,并不断恶化,许多水库因污染而报废,农用灌水因污染致使农作物减产和死亡。下游许多城市的水厂因污染被关闭,城市居民用水紧张。           另一个典型问题是,作为重要生态涵养的西部地区,近年来环境破坏超越了临界平衡极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严重的植被破坏。不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毁林开荒,使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为 9.88%,比全国低 6.67%。四川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 30年代的34%下降到80年代的13%,其间曾下降到 9%。岷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30%下降到90年代的 12%。云南由20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到80年代的 20%[13]。西部草场面积占全国草场面积的84.4%,退化草场面积约331万平方公顷,引起草场退化的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14]。二是废水污染。西部地区在1994年共排出废水31亿吨,而1998年排放量增加到43亿吨,处理达标率比全国低8.9个百分点。2003 年黄河平均每天要接纳污水 500万吨,在宁夏段,氮、氧的平均值和汞的平均值分别超标50%和36%。三是废气污染。1998年西部 地区废气总排放量28910亿立方米,处理量为14092亿立方米,占总排放量的 48.47%。四是酸雨污染。五是固体物污染。1998年西部地区工业固体物综合利用率为29.2%, 比全国低12.5%。六是农药化肥污染。           人为环境破坏和污染,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重要原因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监管虚设。甘肃省徽县水阳乡群众血铅超标事件[15]和湖南省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事件[16],尽管事态目前已被控制,需引发人们思考的是:导致甘肃徽县群众血铅超标事件的肇事污染企业,为什么能10年来一直超标排污;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事件的元凶们,为什么能没经过环评就擅自开工?这中间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2004年全国生产总值GDP为15987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经虚拟治理成本调整的生产总值为15700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17]。这再次证明了,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         五、利益矛盾积聚社会风险           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积聚了大量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因素。           一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极易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甚至“仇富”行为。目前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等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和绝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等人口庞大的低收入弱势群体,两者的安全感都很差。前者的不安全感来自财富的合法性认同危机,后者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后者更容易引发阶层冲突。据西部重镇成都调查显示,62.4%的人认为“贫富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贫富阶层之间冲突严重存在”的占到了31.5%[18]。           二是加剧不同群体“利益受损”心理和社会“底层现象”的蔓延。一些省份和地方靠先发优势过度掠夺和浪费资源,一些部门和行业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一些人靠钻体制和政策漏洞牟取暴利,而另一些社会群体一度成了“弱势群体”,由于社会舆论和宣传往往把改革描绘得过于理想化,随着现实与理想差距的拉大,部分社会成员产生“利益受损”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目前贫富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弱势群体”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底层现象”异常突出。当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的时候,更容易使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局部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不仅直接利益相关者容易形成“利益联盟”,而且也极易寻求到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支持,积聚起规模性冲突的社会情绪。           三是严重贫富不均诱发犯罪行为。1978-1994年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变化与罪案趋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86—1994年,城镇基尼系数由0.19上升到0.37,刑案总数由万分之11.2上升到万分之34,杀人案由十万分之1.6上升到十万分之4.1,抢劫案由十万分之4.0上升到十万分之34.9。农村同一时期刑案总数、杀人案、抢劫案也呈大幅上升态势。1988-1994年,中国城乡基尼系数由0.38上升到0.43。与此同时,刑案总数也从万分之7.59上升到万分之14.11,杀人案则由十万分之1.46上升到十万分之2.26,抢劫案件则由十万之3.33猛升到13.53(表:3-18)[19]。   表3-18: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与刑事案件比率          

    资料来源:《青年犯罪研究》、《中国法律年鉴》1978-1994。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对先进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20]。

        [1] 朱庆芳. 居民社会质量变化和消费市场的新动向[A].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 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R].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 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变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版。         [3] 暸望(新闻周刊), 2003, (11)。         [4] 李培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和趋势》摘自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 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 孙立平. 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J]. 战略与管理, 2004, (1).         [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位于0.3~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而0.4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1996、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996、1999;李强等:《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分析》,载《科技导报》1995年第11期;李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展望》,《新视野》1998年第4期;张玫:《贫富差距:50倍:萧灼基分析分配差距》,《解放日报》2004年3月10日,第3版。         [8] 中共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人民日报, 03-12-25-9。         [9] 中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年总量达60亿立方米。         [10] 根据全国节水办公室工作简报         [11] 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巴西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万多美元的新兴工业国家。2005年,这四个国家的单位产出能耗分别为0.27千克油当量/美元, 0.35千克油当量/美元,0.39千克油当量/美元和0.23千克油当量/美元。         [12] 2001年,中国人均GDP为921美元,与菲律宾、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水平相当。2001年这三个国家的单位产出能耗为0.24千克油当量/美元、0.34千克油当量/美元和0.49千克油当量/美元。中国单位产出能耗与印度尼西亚的水平相等,但比菲律宾高1倍以上,比埃及高44%。         [13] 阿刘时布:《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研究》,摘自《生态环境与保护》,2003 年(1),第 34—35 页。         [14]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年版。         [15] 2006年4月徽县水阳乡发现一名儿童血铅超标以来,截至9月7日,共发现当地368人血铅超标(100μg/L以上)。截至9月11日,住院人数共179人,其中儿童171人。造成污染的是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公司。         [16] 临湘市浩源化工公司、桃林铅锌矿化工厂等在没有经过环评的擅自开工、长期排放高浓度含砷废水,引发今年9月8日湖南岳阳县城饮用水源地新墙河发生水污染事件,砷超标10倍左右,8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经过启动应急供水方案、开闸放水等措施,危机有所缓解。         [17]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网站资料汇总。数据显示,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不包括已经发生的投资),占当年GDP的6.8%。当年实际和虚拟治理总成本为3879.8亿元,实际治理成本(即已安装环保设备的运行费用)占总成本的26%。         [18] 数据来源于2006年度成都和谐社会建设调查统计分析         [19] 资料来源:《青年犯罪研究》1996年第6、7期,第26页; 1989年、1995年《中国法律年鉴》。         [20] 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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