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矛盾的主要危害(1)
2015-08-13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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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利益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一旦利益矛盾突破
一定的利益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一旦利益矛盾突破了社会治理的“界点”，必然对社会的发展带来隐患，甚至直接阻碍社会的进步。中央与地方、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并非转型期中国所特有，在主权国家治理中，都可能遭遇。但是，转型期中国的这些矛盾，具有中国式甄维，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大。本文重点从转型期社会利益矛盾对中央权威、对共同富裕、对资源利用、对生态环境、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利益矛盾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危害。
一、利益矛盾损害中央政府权威
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权威作为主权的体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央政府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在地方得不到落实，必然对甚至整个社会得以维系运转的法治权威提出严峻的挑战。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客观需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观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克服导致经济和
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和矛盾，把社会现代化运动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程序性轨道。这就必须要有中央的权威，否则，必然带来发展的缓慢、动荡甚至内乱。印度的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经济能够比印度发展快，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地方官员拥权自重，不断挑战中央的权威，把中央政令当作一纸空文，势必使整个国家管理失去规范，改革的各项政策就难以落实，就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或者发生质变。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要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基本前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不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投入，更重要的是对要素流动的高度阻碍和市场的人为分割，使产业做强做大所亟需的要素积聚难以在更大范围实现，技术升级困难，高度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保持中央政权的强有力状态，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看，西方国家中央政府都是有意识地强化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能力，并在收入公平分配、
社会保障、提供公共财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80年，西方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一般都在10％左右，如德国为10％、英国为10％、美国为8％、瑞典为6％；1985年，德国变为47％、英国为48％、美国为37％、瑞典为65％。1900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34％，到1985年却提高到了58.5％。
二、利益矛盾影响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区域利益矛盾的恶化，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既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影响发展的成果共享。
一是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总量上分析，198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是50%、30%、20%。2004年变成58.5%、24.7%、16.8%，发展差别拉大。从增长速度分析，1981-1988年期间，西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3%和10.77%，分别是同期东部年均增长率11.80%的92%和91％。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三大地带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幅度下降，其中中部下降最大，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48%，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西部增长率为6.11%,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在治理整顿结束后，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大幅度地高于中、西部，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格局
（表：3－3）。
表3－3：三大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和«中国统计年鉴» (1977－1995)的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从人均GDP分析，1980年，东部与中部的差别是1.51∶1，2002年是2.1∶1。东部与西部1980年是1.91∶1，2002年是2.61∶1。目前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但人均GDP仅占东部的40%（
表：3－4）。日本最富的东京地区与最不发达的北海道地区的差距仅为1：0.7，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以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
表3－4：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比较 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总值为1，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如
（表3－5）所示，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差额比1990年扩大了4.96倍（2000年是1990年的5.96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值差额多大了5.16倍（2000年是1990年的6.16倍）。
表：3－5 东、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较（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
表：3－6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东部的绝对值差额 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表3－7：1997年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剃度差异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7年各项具有代表性相对经济数据的东中西比值：人均GDP为1：0.53：0.43，地均GDP为1：0.22：0.05；人均工业产值为1：0.49：0.35，地均工业产值为1：0.19：0.05；人均进出口产值为1：0.10：0.09，地均进出口产值为1：0.03：0.01；人均实际使用外资为1：0.15：0.07，地均实际使用外资为1：0.06:：0.01。
省际差距更为惊人，如浙江与贵州相比，人均GDP的差距由1991年的2.70：1扩大到2002年的5.3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广东、浙江分别达1.1万元和1.2万元，贵州只有5944元，相差近一倍。2002年，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是贵州的3.32倍，比1991年扩大了0.73倍[1]。另据对中国10个城镇样本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率的调查与统计，1995—199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北京、广东和江苏的人均工资的增长率分别是84.1%、79.1%和55.7%，而甘肃仅为3.9%[2]。
二是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2002年，仅占全国人口25%的地级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占全国63%，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实现的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国GDP的15%。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从20世纪80年代年均279.2元增长到90年代的年均2104.8元，1998年达到3265元，2003年则猛增到5850.0元。城乡收入差距比从最低的1985年1.86：1扩大到2002年的3.1：1[3]，绝对收入差距更是扩大到5850.0元。如果考虑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并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考虑进来，这个差距将接近6：1[4]
（表3－8）。
表3－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1998、1999、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较高收入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地区，而中西部及其农村地区收入相对仍然较低，农民收入的增速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5％，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仅4.2%。从总体上分析，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情况在1990-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有较快增长，但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绝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表：3－9）。
表3－9：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相对比较（西部地区收入为1）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 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
（表：3－10；3－11）。
表3－10：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绝对数比较 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表3－11：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差距 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有关部分计算而得，其余根据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部分数据或计算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三是社会成员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有两个数据说明了转型期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一是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1988年是0.341，在警戒线以内。但在1994年就翻过0.4
表3－12;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的“警戒线”达到0.434，而且每年以0.1%的速度递增，2003年达到0.461[5]。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甚至估计，2003年实际已达到0.5以上，中国已由一个收入差距较为均等的国家变为较为悬殊的国家（
表：3－12）
[6]。二是欧希玛指数，即五等分法。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分成五等份，1/5最贫穷的，1/5次贫穷的，1/5中间的，1/5次富的，1/5最富的。根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中国1/5最穷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27%，1/5最富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13%，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移动。从1994-1997年，中国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值从41.80%上升到55.86%；而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值则从4.06%降到2.50%
（表:3－13）[7]。
表3－13：中国五等分贫富差距
从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对比分析，城镇1998年为3.9倍，到2000年，达到5.02倍；农村，1998年是4.8倍，到2000年，达到6.5倍。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后果不仅使社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更使公平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热点，中央党校调研组对学员问卷调研显示，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为第一，占43.9%，“社会治安”为第二，占24.3%，“腐败”为第三，占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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