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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信用。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与公职人员的)中的个体,本身并不能为其他的个体或组织提供有用的资源,由于他或她与处于某一战略地位的行动者有着密切关系,就使的需要这些资源的个体相信这些人,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如果个体充当的是媒介(公职人员与组织或个体之间),使组织或个体获得了需要的资源,公职人员也知道交易的进行,从中获得了好处,这是权力腐败发生的主要类型。行贿者知道自己的“投资”一定会有收益,并且很大,属于低成本高回收的交易,所以他们也乐意这样的交易。
(4)强化。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与处于某一战略地位的公职人员有着共享的利益时,不仅为他或她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而且为个人对某些资源权力的要求提供了公共承认。(林南 2004)这些公共承认强化了个体对某些资源的控制。得到公共承认的个体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强化对于资源的控制权,会加强与处于战略地位公职人员的社会关系,由此而形成了权力腐败的接续性,使权力腐败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交易双方通过资源的交换都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并且都付出相应较少的成本(在被揭发之前),这使得这种交易能够获得维持和继续的动力。
三、权力腐败的预防
预防权力腐败要对权力腐败的具体过程深入分析,采用新的治理模式,从“重惩罚轻预防”的模式向“预防和惩罚兼施,标本兼治,以预防为主”的模式转化。(李晓英 2004)这样模式将是未来治理权力腐败的主要模式,既可以惩治已经腐败的腐败分子,又可以预防权力腐败和腐败分子的继续腐败。
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受益。(林南 2004)社会资本理论关于权力腐败过程的分析研究表明,想要根治权力腐败,必须要控制腐败的具体过程,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取消把权力和金钱作为资源交换的空间和市场。控制权力可能作为资本运作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对社会资本运作的四个要素进行监督控制,减小权力腐败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离不开社会关系的运营,对于预防权力腐败我们能采取的积极措施就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结合对四个要素的分析,对权力腐败进行打击。
从信息的角度讲,信息流动导致腐败,主要是因为在不完备市场情况下,公职人员(行为者)能够掌握作为稀有资源的信息,以此满足自己的利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各项体制不够健全,市场处在很不完备的阶段,要想根治这个问题,建设一个完备的市场体制,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是当今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也不能完全的避免权力腐败的问题。从影响的角度讲,可以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重大的问题可以举行听证会,使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阳光之下,以减少个人从中牟利的可能。从社会信用的角度讲和强化的角度讲,要打破所谓的“潜规则”,切断腐败联接,根除结党营私行为。
治理监督腐败的成本太高,而同时腐败行为的成本很小,是治理腐败的困境之一。每次发生权力腐败的过程,腐败者所支付的成本很小,而收益却很大。这样低成本的交易也是腐败分子前仆后继的原因之一。然而治理要严格法纪,建立象新加坡那样的防腐败的体系,对于我国这样的实际国情而言确实是成本过高。
往往权力腐败及其治理的过程伴随着各个要素的综合参与,导致权力腐败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所以治理权力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让腐败者切实的感觉到腐败所要支付的高成本,让行贿者感觉到“投资”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行为,而且成本很高,这样交易缺乏维持的动力,就很难维持下去,腐败的几率相对减小了。具体的建立“阳光政府”,增加公共权力掌握者的财政透明,更重要的是增加市民的权利,增加舆论的强度,发动他们自觉捍卫公共权力。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学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第351页
2.(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8到24页
3、成家:《权力的堕落——原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犯罪记实》,共产党员,2000.6
4、王明华,那述宇:《试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湖北社会科学,2003.3
5、李晓英:《中国社会转型与反权力腐败》,新视野,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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