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叫人”到“雇人”：关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变(2)
2016-05-18 01:03
导读：在对“人情”运作法则、运作机制的论述中，费孝通、翟学伟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交换行为，人情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人们之间相互拖欠着的人情对
在对“人情”运作法则、运作机制的论述中，费孝通、翟学伟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交换行为，人情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人们之间相互拖欠着的人情对人们之间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人们总是让他人欠自己的人情而自己则不愿意欠他人的人情，而接受人情的一方为了不欠对方人情，又会加重回礼使对方反欠自己一笔人情，就是这样的持续往来，维持着人际关系的延续，中国人情法则是报(恩)总是大于施。人情只有在算不清、欠不完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算帐、清帐等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如果相互不欠人情，双方的关系也就结束了。除此之外，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也要求双方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平衡，避免“人情”施受双方的过于悬殊。［7，9］杨联陞将上述人际关系中算不清、欠不完的人情归结为“报”，认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8］翟学伟认为“报”是在封闭的交换系统中运作的，一般至少有一次以上的循环，以保证回报的稳定和对象的确定。［9］
以上主要是对中国人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回顾。在实证性的研究中，对农村人际关系的研究也备受关注，集中于探讨农村生活领域中
婚丧嫁娶、生辰寿诞、逢年过节走亲戚等事件中送礼（“送人情”）这一礼尚往来的现象［10-12］，以及农村中血缘、姻缘、拟血缘等关系在农村关系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13-15］在对农村人际关系实证性研究中，以阎云翔在黑龙江省下岬村所做的研究最为详尽典型，他集中探讨了该村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密切关系。［16］另外，在研究地点上，学者关注的重点也多是经济发展程度高或靠近城市等发达地区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些地区经受现代性因素的影响更为强烈，人际关系也因此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向以理性为核心的关系转变。［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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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对本土化理论的应用还不够充分，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也以生活领域居多，对生产领域的单独研究较少。生活领域和生产领域虽然相互影响，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人际关系也因此会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因此，本文主要运用本土化理论对关中一传统村庄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人际关系变化进行深入探讨。
三、实例分析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两种方法对位于关中东部的定村20多年来生产领域农忙时节发生的从“叫人”到“雇人”这一转变来分析转型期该村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一）村庄背景
定村位于关中东部，下辖5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面积因各小组不同分别在2.0-2.5亩，村民的日常生活多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村庄仍是一个同质性较高的传统农业型熟人社会。1983年该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配至各家各户，村民开始在分得的土地上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种植
作物以小麦、玉米、豆类、西瓜、棉花为主。从1991年开始，村民大面积栽种苹果树，其它作物的种植相对较少。
近年来，随着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进城务工村民人数的增多以及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村庄内人地矛盾开始突显。一方面每个家庭留下的成员不足以应对农忙时节很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苹果树的农忙期又相对比较集中，持续时间也比较长，相应地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小家庭的成员在短期内很难完成大量的农活，每个家庭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面积逐渐显得不相协调。
（二）生产领域中的人际关系状况
定村生产领域中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出现的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叫人”是当地人的说法，即请他人来帮忙或和他人换工，村民之间是一种互助性关系，这主要发生在农作物种植时期；“雇人”则是指支付工钱请他人帮忙从事生产劳动，村民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这主要发生在苹果树种植时期。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雇人”是一种金钱上的利益关系，一般不太讲究人情；“叫人”则讲究人情，而对利益不是看得太重，用当地人的说法，叫得着的人才会叫，叫不着的人是不会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