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都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新论(1)(2)
2016-09-09 01:09
导读：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导论》中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的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
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导论》中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的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这一论述完全可以用于当代中国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对都市缺乏了解，而且对中国农村更少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设问：21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是以农村为标志，还是以都市为标志？这一设问在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来看似乎有些怪异之嫌，但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在21世纪中叶中国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现代化。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明确认识的：“农民是相对于都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都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2页。）这一认识观的最终结论应该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现代化的结果应该是有农业工人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换一个角度来说，没有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现代化，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格局不改变，即使达到某种较高收入指标，也不能称为是现代化。
面对当代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的发生与存在与城乡差别的存在和扩大有直接关系。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必须认识、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的农民问题，必须注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只有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经济关系出发，充分认识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负面功能，才能真正揭示“农民的终结”的重大意义和最根本原因，认识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和过程的深刻意涵。当代中国农村所保存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内涵非常复杂，在此仅举其比较牢固的传统意义上的负面社会因素，大体有五：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1.宗法血族关系对旧传统的传承。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这种宗法血族关系的最大特点是：维系社会旧意义上的亲情关系的发展，并为封闭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创造条件，使旧的文化习俗得以传承。中国传统农业的宗法血族关系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在西周 时代 通过 政治 血缘宗法关系进一步强化，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多种变异，但其“基本内核”没有变。当代中国的河南、山东、湖南、广西、河北、山西等省份的一些比较落后的乡村，宗法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的苏南地区，宗法关系直接介入经济和政治领域，在某些地方和 企业 形成家庭经济体系。宗法关系在乡村的外部表现形式有村落的同姓化、亲缘化，而且具有游离于政权之外的权力。宗法血族关系在农村主要功能有：其一，保证了封建伦理习俗的延续；其二，维护了传统文化与观念，如在婚丧嫁娶中旧的传统的文化与行为在一定程度得以强化实施；其三，在积累旧文化中，创造新的愚昧抵制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其四，与文明社会的法权相抗衡；其五，用传统家庭血缘的方式参与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当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
2.生产要素简单化和低层次化使农村缺乏突破自我的“文化力”。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表现了在低水平上循环的特质，主要就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化。即：(1)土地；(2)简单生产工具如锄头、犁等；(3)劳动力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几千年中，上述3种要素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直至21世纪初，在中国还有一些乡村仍保持典型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经验的传承方面，有关农业生产知识仍然是以“习得”的方式获得。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着巨大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 方法 ，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