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多元化与社会治理结构转型(1)(3)
2016-11-28 01:00
导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家多爱援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强调这样一种思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家多爱援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强调这样一种思想：只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社会就能实现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但这只是后人对斯密观点的一种诠释，并不真符合斯密的本意[14]。而更重要的是，从当代制度经济学来看，那样的观点完全不合实际，因而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恰当的制度来规范和协调个体的自利行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追求私利上为所欲为，将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和交易成本激增，结果是社会整体效用的最小化。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决策权的集中程度，即市场经济是高度分权的，个人和厂商享有着行动的自由，而计划经济则是高度集权的，个人和厂商没有行动的自由。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表面化的对比，自然地导出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思路——权力分散化和价格自由化。
八十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所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逻辑。随着改革的展开，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行政性控制明显收缩，个人、企业乃至政府部门追逐本位利益的自由不断扩大，但对于成熟市场经济中与这类个人逐利自由相匹配的社会治理结构，人们却很少考虑。相反，随着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性管制被逐步放松，社会渐渐地沦入了一种源于治理真空的失序状态。中国经济既失去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性管控，又未能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治理，成了一种举世无双的“自由经济”。
更严重的是，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也被这股改革潮流推动着日益“自由地”谋求其本位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官员和政府机构掌握着独占性的公共权力，其他社会主体和一般民众难以与之抗衡，使得社会的利益分配不可抗拒地向权力倾斜[15]。这是各类腐败现象泛滥成灾的根源。因为，所谓腐败现象，虽经纬万端，形式各异，实质不过一点——掌权者的以权谋私[16]。而权力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没有受到其他社会利益的制约。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总之，多元化了的个体（局部）利益得不到有效整合，相互捍格，社会失序与放权让利便如影随形，难解难分。由于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所掌握的博弈权势不同，强势群体在自利竞争中占有优势，弱势群体难以与之抗衡，利益分配上的失衡便难以避免[17]。同时，由于社会中缺乏一套利益超脱的仲裁机制，无法恰当地平衡和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利益分配失衡积累日甚，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便受到威胁。
面对这类问题，简单化地否定个体自利的正当性和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是非理性的，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真正的市场经济既肯定个体（局部）追求自利的正当性，同时又注重约束和规范各类主体的自利行为，从而使不同个体（局部）的利益之间能得到适当的平衡和兼顾。而要实现这一点，一个关键条件是社会中要有一个超越所有个体（局部）利益的“仲裁者”。这个仲裁者与任何具体利益无关，只负责制定和执行有关社会交往和利益博弈的规则，并对所有个体（局部）一视同仁，由此将各类社会主体追求本位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纳入一定的规则框架之内，从而实现利益分配的平衡和社会的有效整合。
三、复合型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眼下中国，说起社会治理，人们往往会想起政府。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中国的政府系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治理职能。但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以及社会利益结构的日趋多元化，现有的政府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新条件下社会治理转型的需要。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韩朝华
论社会实践的功能
生态文明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