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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2016-12-13 01:07 摘 要：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它的时代背景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存在一种“向下看”的大众化潮流。定县农民戏剧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试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经典的农民戏剧文本，并极大地调动了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的热情,在试验中首次出现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从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定县戏剧试验在文化切入途径、跨越文化障碍、“树人”等方面取得丰硕经验。 　　关键词：定县；农民戏剧；乡村建设；露天剧场；农村文化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取得了眩目的效果，其中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以及对“环境戏剧”的实践在中国甚至世界戏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长期徘徊在研究话语边缘，较少得到关注。在今天，我们对它重新检视与仔细梳理，不仅仅是为了显现那段被忽视的过往，更重要的是在史料钩沉中为今日新农村文化建设寻求经验与灵感。
　　
　　一、试验背景:现实危机与文化转向
　　
　　从现实层面上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火不断，面临的是外忧内患、积贫积弱的社会格局。当时的中国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值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1］ 而作为中国社会承重层的农村却日益凋敝：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乡村手工业纷纷破产，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蚕丝业的破败；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军阀战乱频繁、水旱灾接连不断，农业人口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时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产品滞销、农村金融枯竭、大量土地抛荒的严重问题。农村危机的客观存在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形成了认识上的共识即乡村是中国的命脉，救助乡村即是救助中国。旨在救助破败乡村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形成当时社会运动的主潮。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转向，在各路文化势力、各种文化群体、各类文化组织中，一种“向下看”的眼光在集体生成。20年代就有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在30年代复杂的文化思潮与社会环境中成为了方兴未艾的“大众化”潮流。在“大众化”这一时代潮流中，左翼文化组织创作了许多反映乡村疾苦和民众呼声的文艺作品，这股普罗文学的强劲风潮是明确地以政治性话语为主导逻辑，而与此在同一时间坐标系上的是一些以民间的、温和的方式实践着这股大众化潮流的学术机构与知识分子，乡建运动的代表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熊佛西等等这些或隶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或是留学西方归来、支持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焦虑于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同时以知识分子对农村重要性的自觉体认，共同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完成这种文化上的转向，用关注旧中国的农村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大众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方案由书斋走向社会，由城市走向乡村，从理论走向实践。因此，这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果不惟在信贷、医疗、种植等物质成果上，在文化领域方面也有许多独特的成果，这些文化成果在今日研究解决新“三农”问题中的文化领域问题时，也将会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二、内容与形式：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分析
　　
　　在当时，以戏剧来疗救农民的愚弱与落后是一个新兴的文化尝试，陶行知在江苏创办农民剧社，阎哲吾在山东济南、李一非在河北通县民众教育馆也都进行过农民戏剧探索，但在当时坚持最久而又最有成效的当属熊佛西所领导的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定县戏剧试验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熊佛西本人是现代著名剧作家，教育家，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1月，熊佛西应晏阳初的邀请，率领部分师生如陈治策、张鸣歧、杨村彬等奔赴河北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的试验。按照晏阳初的原初设计，熊佛西来到定县指导农民进行文化活动的路径是应当偏重传统民间文化形式的。而熊佛西却坚持认为每一时代都应有合乎该时代精神的文化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危机的刺激促使他决心要给农民一种能直面人生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国际风云日益紧张，我们被列强环伺包围之中，时时刻刻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我们的民众如何呢?别的方面暂可不说，仅就戏剧这一极具社会教育功能的文化部门而言，我们大多数的民众仍旧日日夜夜地迷恋于杨大郎的‘替宋主把忠尽了’，丁香之流的割肉疗亲，‘好马不备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男’的腐朽的伦理，白蛇青蛇许仙法海、阴曹地府十二道闫君的迷信观念——长此这样下去，试想我们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将何以立足呢?”［2］这是熊佛西保留五四现代性启蒙使命的一面，因此他的戏剧试验放弃了平教会提倡的秧歌等传统形式，选择承载思想的对等艺术形式——话剧。话剧在当时的中国又称新剧，以区别程式化、脸谱化的传统戏曲。熊佛西在定县戏剧试验中选用话剧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借这种新兴的艺术样式帮助农民直面现实、正视苦痛的人生，注重个体意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