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都市与移民小说(1)(3)
2017-03-05 01:01
导读:但有的女子沦为娼妓,并非是由于鸨母的“勾引”,她们是被生活所胁迫,在走投无路中只好饥不择食。《人海潮》中的银珠就是生活胁迫与父亲金大的“
但有的女子沦为娼妓,并非是由于鸨母的“勾引”,她们是被生活所胁迫,在走投无路中只好饥不择食。《人海潮》中的银珠就是生活胁迫与父亲金大的“亏得”的合力所塑成的娼妓。银珠曾很沉痛地叙述:“我吃这碗饭,也叫末着棋子。养活爷娘是顶要紧。当初爷娘弄得六脚无逃,我没有法想,只好老老面皮,踏进堂子门,平心而论,总不是体面生意经。结底归根,对不起祖宗,没有面孔见亲亲眷眷……”她逃荒刚到上海时,进了妓院做大姐(佣工),她不是妓女却也要受无耻嫖客的调戏。于是就去做刺绣女红,绣了4整天仅得了4毛钱,被她嗜酒的父亲金大讨去只够吃了一顿酒。金大眼看女儿手上被绣花针刺出的鲜血,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觉得对不起女儿。他盘算了一夜,“亏得”两字冒上了头:“女儿面貌身材也不差,做手工总弄不好,自己酒又不能不喝,拿她手工钱喝酒,委实不忍。非替她计划一番大事业,让她吃一碗省力饭不行”。其实银珠以后的生活才是血泪的生活。
《人海潮》的开端第1回就写乡村赤贫者金大到小镇上千方百计想赊酒吃。到“亏得女儿”才使这位嗜酒的醉汉有酒吃,而小说的末一回写银珠“衣锦还乡”探亲,她的父亲金大已阔极,屋宇连云,呼奴使婢了。这种笑贫不笑娼的观念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沈衣云惋叹不止,也算是这部写善良的移民——失意者沈衣云的生活时,与之对比的一条线索。
通俗作家惯写移民中的娼妓生活,也与他们接受狭邪小说的传统有关。但娼妓生活却又是女性移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血泪写照。据1920年工部局的调查统计,上海娼妓总数为60 141人[4],而据《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统计,民国初年上海的人力车夫却只有50 000人。娼妓的人数竟然比整天在大街小巷中辛劳奔波、几乎遍地皆是的“黄包车夫”还多,岂不令人惊悚!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通俗作家在涉及下层移民题材时,除了指出他们几乎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之外,还非常客观地强调,这个孤苦无告的群体也必然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城市中出现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而在无业群体的无序膨胀的“流向”中,如果“流幅”与“流速”失控,就会导致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中反映得最为典型的是自然灾害时的灾民与战乱时期的难民“潮涌”,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不安全因素大增。包天笑的长篇小说《甲子絮谈》就是反映1924年江浙战争时的难民潮。流向是非常集中的——弹丸之地的上海租界,其流幅之宽,流速之快,使租界无法有序消化。包天笑首先反映的是“房荒”,但他没有止步于这个浮面的层次上;接着他写了上海的下层移民被军阀拉去作“民夫”的惨相。但包天笑重点指出的是,“流幅”、“流向”的失控,无业游民的激增,使租界变成了盗匪横行的世界,偷窃抢掠随时发生,百姓财产与生命安全也缺乏保障。小说第6回“棘地荆天坦途匪易,枪声灯影广市不宁”写出了“越货伤人成惯技,可怜群盗正如毛”的都市混乱局面。第18回“掌上失明珠竟成恶谶,眼前留匪窟大有疑踪”与19回“驱驰逆旅肉券赎娇儿,挥斥家财泪珠抛阿母”就是写租界上的绑票案。
三
在描写下层移民居于都市受苦受难的惨状时,有些作家很容易犯的一个片面性,就是坠入“城恶乡善”的模式而不能自拔:片面地只强调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可是也有不少通俗作家在当年就自觉地舍弃了这个片面模式,而是全面看待城市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正如包天笑在《上海春秋》的“赘言”中非常有分寸感地指出的:“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梼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这两方面都是极具代表性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1904年,欧阳钜源在写长篇《负曝闲谈》时就指出上海是维新派的根据地:
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有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靠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煸骗,弄着几文的,便高车驷马阔得发昏,弄不了几文的,便筚路蓝缕,穷得淌屎。他们自己跟自己起了一个名目,叫做“运动员”(《负曝闲谈》第12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