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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和团中的“红色娘子军”——红灯照

2013-07-03 01:06 义和团，在清末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红灯照，作为它的附属和同盟军也同样的登上了历史舞台。红灯照是在义和团灭洋法术的需求之下产生的，她们在战场上利用法力助义和团一臂之力，却在义和团失败之后成为义和团的牺牲品。

  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人在天津北乡挖支河获得一座残碑，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二十字可辨，文曰：“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姑且不论此碑是否是当时人们杜撰的，但是，碑文中所提到的“红灯照”却的确是作为义和团战阵中的一支“红色娘子军”出现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了义和团反清灭洋的同盟军。关于红灯照的历史，很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涉及到。而一般有涉及到的，大多认为这是一场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然而，确实是如此吗？

红灯照，是在义和团领导之下的由十几岁少女组成的组织。它早于义和团在卢保铁路沿线战斗时，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女子参与战斗了。但是她的盛行就如义和团般，位于京津地区，与义和团共生灭。

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他们到处宣传“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重，掣云御风，进退自在” “教练神拳，精之能枪炮不入，籍以歼灭西人，共伸大义”，力图“仗神威以寒夷胆”。但是，尽管他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却是相当的忌讳跟女子有什么瓜葛。女子，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义和团的忌讳系统当中，成为“污秽”、“不洁”的符号。为了避免在语言上涉及到女子，他们甚至将社会上对女子的通用叫法都给改成歧视性的名称，“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浪花者，妇女之小足也。”除此之外，义和团还常常把法术失灵、对洋人战争失败归咎于女子们，认为是她们的出现导致了自己法术的无法正常产生效用。“问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当时关于义和团的日记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因此，为了防止女子对法术的破坏，义和团对于女子的行动做出了许多的限制，“不令妇女出门，防污秽也”、“匪且不令妇女出至阶墀，且不准在窗棂内向阶墀窥看。”束缚女子的外出自由，与当时社会所奉行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宗旨倒是不相上下，可谓尚不会对女子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义和团却在当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涿匪盛时，令妇女七日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安坐床上，勿行动。”可以想象，一个正常女子七天不刷洗，就安坐在床上岿然不动，对于女子是一种如何悲惨的情形？而这些，仅仅是因为义和团的“妇女不洗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妇女不洗脸，能把洋人赶”。所以，在当时，女子就成为了义和团重点隔离的对象，倘有女子不遵守义和团的规定，那么“违则杀之”。“闻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西安门内有义和团亲来破西什库洋楼，道经门内路北小庙，团上烧香举火。往前正走之间，撞遇路北棚掌柜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铺外看热闹，冲坏义和团火，即延烧铺棚，一家无存。”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然而，尽管义和团对女子的隔离达到了巅峰时刻，却仍然是在对洋人的战争中经常失利，这时的义和团又散播说“妇女的污秽已经被洋人所利用，成为破坏自己法术的手段”。义和团在攻打洋人一个教堂失利时就说“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有无数妇人赤身裸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本日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同样后来也是攻西什库法国教堂不下，又换了一种说法，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

面对进攻的频频失利，更可恶的是洋人频频简单的使出了义和团所害怕的“美人计”，义和团仅仅是在己方隔离女人已是行不通了，可是他们又无法进入洋人的阵营之中去破坏洋人的“美人计”。为了破坏洋人们的“美人计”，义和团在极端歧视妇女的时候，“又把最终取得胜利的希望放在她们身上”，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女性的‘不洁’来压倒‘不洁’，也可以利用女性的‘洁’来压倒‘不洁’”。于是，由女子组成的“红色娘子军”——红灯照就应运而生了，“红灯照者，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执红灯，右手执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扇股皆朱髹。”从此，“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作为前队。”那么，难道义和团就从此不再怕女子了吗？女子难道就可以从此摆脱被义和团歧视的命运了？

女子被看做是“污秽”或“不洁”，主要是因为义和团对于女性的生理如月经、生产等的认识，认为女子的经血等都是女子污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民间积淀了几千年来对女性的认识，不过，义和团就认为既然女子经血是污秽的，那么女子就是污秽的。然而，在惨遭洋人的“美人计”之后，义和团很快就发现，在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是还没有经历这种过程的，也就是说，这些女孩子在义和团心目中是“洁”的。这也是为何红灯照的成员“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 “是义和团所收十二三四岁未通经之闺女。”而红灯照的装束“衣履皆红色”，概是因为义和团尚红，认为红色能够加强自己的神力，同时“红色或许可以加强妇女（因为行经未生产而具有）的‘洁’所带来的法力，或许可以祛除妇女（作为女性整体上而具有）的‘不洁’”。由此可见，义和团建立红灯照，所依靠的只是那些在他们心目中是“洁”的女子，而并没有摆脱他们歧视女子的观念，反而是依靠“洁”的女子去打压他们认为“不洁”的女子。因此，“无论如何，红灯照的出现并不说明义和团的歧视妇女观念有任何改变，或许反而倒是这一观念的充分体现。”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红灯照“始老孀设坛授法”，其中的老孀，即是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关于她的起身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她“本市船家的女儿，在洋寇肆虐、官府勒索和渔霸欺凌的恶劣环境中，自幼就练就一身好武艺”。这是一种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说法。而另有一种说法，则是认为她“俗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持皮肉生涯，且属同类中等而下的那种，陆地上没她的份，只能在船上混混。”黄莲圣母在“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之后，“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大师姐，传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离，上蹑云际，掷灯下，其从妪拾缴坛内，女身直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联珠，或迤○如贯鱼。”同时，她们也极力宣传自己“红巾一掷，巾能变灯，灯到处，大火立至。背插飞刀，能远取人首级，且能屹立不动，魂出交战；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在这种法力的极力宣传之下，红灯照一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组织，红灯照一出场，“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俟其过尽力行”。使人面壁，为的是不让人看清自己所谓法力的真实情况，更是为了在百姓之中笼罩一种神秘的气氛，使百姓对自己能够心服口服。

不过，尽管红灯照法力高强，且胜过义和团，却很少有史料记载说义和团为了破洋人的“美人计”，使敌人的枪炮失效，而使红灯照直接参与到战争之中。而只是有那么几例，却也是接替了义和团的任务，在那些已经没有洋人居住的洋楼上放放火而已，并且，这些放火很多也是用她们所谓的法术宣传出来的而已。当时的人们“争言军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而她们也自己承认“架一片彩云……红巾一拂……使百尺楼顶发火，立即灰烬”，使洋人“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固，石室俱焚”，甚至有一度她们还宣传自己“外洋十八国已灭十六国”。而且，红灯照还担任了现代称为军医的职务，她们自称自己能救死扶伤，遇到义和团的伤兵时，便在病号的伤口上擦上一种自制的药物——香灰。最后，这些病号的结果便是“数日而蛆出焉”。这些军医，真是名副其实的庸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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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歌谣有唱“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作为义和团的同盟军，当时的红灯照可谓是风光无限，威风八面，风头都盖过义和团，甚至红灯照一出场，义和团都得用八抬大轿抬着黄莲圣母，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为她摆开仪仗，官吏们都得诚惶诚恐的向她们下跪。然而，红灯照并没有真的让自己在战争之中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更不用提说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义和团们“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最后，黄莲圣母被义和团们送到了都统衙门，得到重赏，而黄莲圣母，则“英勇献身”。至于红灯照的其他成员，不是被戮，就是“复其居，大半为娼焉。”这些作为被义和团所歧视，接着是被义和团所利用，最后是被义和团的妇女们的悲惨结局，这不能不令我们这些感到悲哀，更加不能不让我们不去反省，从而从中去吸取经验。





参考文献：

⑴止庵：《神奇的现实》，P39，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⑵张鸣：《义和团的女人“战阵”》，载《老照片》第16辑，山东画报出版社。

⑶金家瑞：《义和团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⑷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⑸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⑹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

⑺佚名：《遇难日记》，载《义和团》。

⑻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

⑼乔析生：《拳匪纪略》，载《义和团》。

⑽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

⑾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记事》。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⑿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记事》。

⒀华学澜《庚子日记》，载《庚子记事》。

⒁罗惇[曰融]：《拳变余闻》

⒂《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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