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及其礼学价值[1](

一、《仪礼经传通解》编纂始末及其基本样式

今传《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带领其门生所编撰礼书的最后定名，此书在朱子生前并没有全部完成，而是由其弟子黄榦、杨复先后续补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有《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并对该书的编撰过程有所记述，我们不妨以其引领我们进入对《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的具体考察。《提要》中说：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札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札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于南庚。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始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祚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仍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计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亩，开卷瞭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责成于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于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没。越四年，壬午，张虑刊之于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于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于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撼，则别卷之意故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虑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亦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集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于是矣。[2]

从以上所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的信息：一是朱子曾经准备上书于朝廷，奏请朝廷组织人力对三礼之书做重新编修，但此书札未能奏上；二是朱子生前订定的此书为二十三卷，即名《仪礼经传通解》，而二十四卷至三十七卷则未及朱子亲手订定，故仍以《集传集注》名之；三是朱子死后，《仪礼经传通解》全书由其弟子黄榦、杨复先后续完、订定而成。

在朱熹的《文集》里保留着他准备上奏朝廷的那篇《乞修三礼札子》[3]，集中体现了朱熹编修礼书的基本动机，同时表达了期待朝廷能够支持其重修三礼工作的强烈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朱子提出，自秦汉魏晋以来，所传礼学，“惟三礼而已”，《仪礼》乃其本经，《礼记》乃其义说，《周礼》为礼之纲领。在隋唐以后的科举教育中，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士人学子尚能通过诵习经典而知其说，但是到宋熙宁时，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当时博士诸生也是诵习虚文，对其中的礼仪内涵，“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遇到议礼之事时，“率用耳学臆断而已”。至于乐教，更是“绝无师传”,乐理上的律尺声音，“学士大夫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阙也”。针对这种情况，朱熹“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但是终因私家无书简阅，无人抄写，久之未成。还有钟律之制，虽“士友间有得其遗意者”，朱熹也“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但“亦未能具”。因此，朱熹“欲望圣明特诏有司”，一是许其“就秘书省、太常寺关借礼乐诸书”，并“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十余人”；二是能够提供空闲官屋数间，逐月量支钱米，以供饮食、纸札、油灯之费；三是，由临安府差拨贴司20余名作为抄写人，并为之提供犒赏。最后，朱子认为，编修此书，既可以使传统礼乐“兴起废坠，垂之永久”，又可以“为圣朝制作之助”。

然而遗憾的是，朱熹的这番表述并没能得以上奏，《年谱》称其“会去国，不及上”。朱熹在此事上对官方的期待也就未能实现。在《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记录了有朱子后来对此事的回忆。

编纂礼书，可以说是朱熹晚年思想学术上的一项主要工作。《朱子语类》中记录朱子的话说：“礼乐废坏两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今世变日下，恐必有个‘硕果不食’之理。”[4]钱穆认为此言是在朱子五十九、六十岁时吴必大所记。[5]从这段感慨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朱子对于全面整合古代礼学所抱有的一种期待，同时也透露出一些自己的抱负。朱熹还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若其余《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旧尝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数篇来。”[6]钱穆认为此是朱子62岁时，郑可学所记。此外，《朱子语类》中还有对此礼书编纂过程的记录，如“或问礼书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诸处，收拾不聚。苦每日应酬多，功夫不得专一。若得数月闲，更一两朋友相助，则可毕矣。”[7]《朱子年谱》说：“（庆元）二年丙辰，六十七岁。是岁始修礼书，名曰《仪礼经传通解》。”[8]讲的就是朱熹在离官去职之后专注于礼书的编纂。

还有，在《答廖子晦》、《答应仁仲》等书信中，朱熹都提到了礼书编纂的进展情况[9]。如《答应仁仲》：“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10]前贤即指韩愈。在《答李季章》“所编礼传，已略见端绪，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余间未死，且与了却，亦可瞑目矣。……今大体已具者盖十七八矣。”[11]这时，朱熹已年69岁。而越到后来，朱熹精力益衰，“甚望贤者之来，了却礼书”，成了朱子最终的愿望。

前人的研究多有论及参与朱子编修礼书的人士，如据白寿彝、钱穆考证，先后参与协助朱子编修礼书者，有刘贵溪、赵致道、黄榦、吕子约、刘履之、刘用之、应仁仲、赵恭父、廖子晦、潘恭叔、杨复、浙中朋友、明州诸人、四明永嘉诸人、江右朋友等[12]。

此外，钱穆还提出，朱子编修礼书之事，似发端于其与吕祖谦一派的学术交往所受的启发[13]。如在《答潘恭书》中，朱熹提到，“《礼记》须与《仪礼》相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中间伯恭欲令门人为之，近见路德章编得两篇，颇有次第。然渠辈又苦尽力于此，反身都无自得处，亦觉极费功夫。熹则精力已衰，决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为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远不得相聚评订为恨。”[14]据此，钱穆认为，“东莱先有意为此事，朱子继起在后”。[15]笔者以为，从朱熹的思想学术的抱负来看，或可以说是同有此意乃至不谋而合更为适宜，因为从朱子文集中的《问吕伯恭三礼篇次》一篇[16]来看，朱熹对重修三礼已经有所计划以至正在进行中，所以才有与吕祖谦的如此探讨交流。其所列篇次也正是后来的《仪礼经传通解》篇次的雏形。

朱熹编修礼书是经过几番设计而后才定型的[17]。作为《仪礼经传通解》的雏形亦即其前期计划是：

《仪礼附记》上篇：《士冠礼》，《冠义》附；《士昏礼》，《昏义》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义》附；《乡射礼》，《射义》附；《燕礼》，《燕义》附；《大射礼》；《聘礼》，《聘义》附；《公食大夫礼》；《觐礼》。

《仪礼附记》下篇：《丧服》，《丧服小记》、《大传》、《月服问》、《间传》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丧大记》、《问丧》、《曾子问》、《檀弓》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祭义》、《祭统》附。

《礼记篇次》：《曲礼》、《内则》、《玉藻》、《少仪》、《投壶》、《深衣》，六篇为一类；《王制》、《月令》、《祭法》，三篇为一类；《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明堂位》、《大传》（与《丧小记》错误处多，当厘正）、《乐记》，七篇为一类；《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坊记》、《儒行》，六篇为一类；《学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五篇为一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有关《礼记》篇次中，未列《杂记》和《孔子闲居》等篇，而且也并未像文题所称包括《周礼》的内容。

在后来具体编修的时间里，朱熹一方面按照其既往对《三礼》地位的认识以排列经传次第，同时又有意扩大对古礼资料的采编范围。这在朱熹的谈论中即有所体现，也引起后来学者的关注（如钱穆等）。如在另一《答潘恭书》中，即谈及此问题。朱熹说：“《仪礼附记》似合只德章本子，盖免得拆碎《记》文本篇。如要逐段参照，即于章末结云‘右第几章’，《仪礼》即云‘记某篇第几章当附此’。（不必载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于检阅。）《礼记》即云‘当附《仪礼》某篇第几章’。又如此《大戴礼记》亦合收入，可附仪礼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类。如《管子·弟子职》篇，亦合附入《曲礼》类。其他经传类书说礼文者并合编集，别为一书。《周礼》即以祭礼、宾客、师田、丧纪之属事别为门，自为一书。如此即礼书大备。但功力不少，须得数人分手乃可成耳。”又说：“若作集注，即诸家说可附入，……若只用注疏，即不必然”，“分为五类，先儒未有此说。第一类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礼，第二类及国家之大制度，第三类乃礼乐之说，第四类皆论学之精语。第五类论学之粗者也。（《大戴礼》亦可依此分之。）”[18]

由以上的材料，朱子编纂礼书的宗旨与特点大体得以显现出来。

在这里我们再将前述朱熹所列《三礼》篇次与后来的《仪礼经传目录》和《仪礼集传集注目录》作直观地比较。

《仪礼经传通解目录》如下：

家礼：士冠礼、冠义、士昏礼、昏义、内则、内治、五宗、亲属记。

乡礼：士相见礼、士相见义、投壶、乡饮酒礼、乡饮酒义、乡射礼、乡射义。

学礼：学制、学义、弟子职、少仪、曲礼、臣礼、钟律、钟律义、诗乐、礼乐记、书数、学记、大学、中庸、保傅传、践祚、五学。

邦国礼：燕礼、燕礼义、大射礼、大射义、聘礼、聘义、公食大夫礼、公食大夫义、诸侯相朝礼、诸侯相朝义。

《仪礼集传集注目录》如下：

王朝礼：觐礼、朝事义、历数、卜筮（缺）、夏小正、月令、乐制、乐记、王制（甲分土、乙制国、丙王礼、丁王事、戊设官、己建侯、庚名器上、辛名器下、壬师田、癸刑辟）。

显然，朱熹在礼书的实际编修中确实扩大了古礼文献的吸收范围，也就是不仅只限取材于《三礼》，而包括“其他经传类书说礼文者”，这在《仪礼经传通解目录》的序题文字中又有着更为清楚的说明，详见后述。

从而后流传的《仪礼经传通解》的样式来看，即如朱子的季子朱在《跋仪礼经传通解目录》所云：

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新定，是为绝笔之书。唯《书数》一篇，缺而未补；而《大射礼》、《聘礼》、《公侯大夫礼》、《诸侯相朝礼》八篇，则犹未脱稿也。其曰《集传》、《集注》者，此书之旧名也，凡十四卷。为《王朝礼》而下《卜筮篇》亦缺。余则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删改也。至于丧、祭二礼，则尝规模次第，属之门人黄榦，俾之类次，他日书成，亦当相从于此，庶几本书本末具备。[19]

又元代方回《桐江集·读朱文公礼仪经传跋》中所云，使我们对《仪礼经传通解》的基本样式有所了解，他说：

朱文公取《仪礼》十七篇，分配门类，广掇诸书，充衍其义，已成者家礼、乡学礼、邦国礼，有《仪礼》以为之经，而诸书之不出于《仪礼》者，亦揭之以为经，低一字而书之者为之传，有注或疏，间断以已见，名曰《仪礼经传通解》。王朝礼无经而有传，名曰《仪礼集注》，盖为未成书也。尝属黄勉斋续为丧礼、祭礼，勉斋后成丧礼矣，祭礼已稿未成，其门人三山杨复，号信斋，续成祭礼，皆以《仪礼》，或诸书为经，它为传，皆名曰《仪礼经传通解续》。[20]

最后，我们再把《仪礼经传通解续》的篇目列举如下，以见全豹。

丧服、士丧礼（上、下）、士虞礼、丧大记（上、下）、卒哭祔练祥禫记（吉祭忌日附）、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丧通礼、丧变礼、吊礼、丧礼义、丧服图式目录。

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侯迁庙、诸侯釁庙、祭法、天神、地示、百神、宗庙、因事之祭、祭统、祭物、祭义。

可以说，造就一部具有备览性质的礼典大全，以应当朝之需，是朱子最大的心愿。如果说汉代的郑玄是以通注《三礼》的方式，对传统礼经礼典作了一次注疏式的整合，那么朱子则是以经传合编，汲纳百家言的方式，对古今礼典进行了一次更为全面的整合。《仪礼经传通解》本身，与其说是一部礼书，毋宁说是带有体系性的礼仪大典。如果从以礼为法的角度来说，朱熹编撰此书的目的还在于齐整世间风俗，重建理想的礼仪化社会生活，各种礼仪典范尽收其中，其价值在于整体性。

二、《仪礼经传通解》的基本内容

朱熹在《仪礼经传目录》下，称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刘歆、贾公彦等人说法，对《仪礼》的由来有所说明。又在篇第目录之下，有一些序题性文字，除了称引郑玄《三礼目录》中的说明行文字之外，还附以一些必要的说明，从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朱熹编纂《通解》一书的意旨所在。现择录其文如下：

《士冠礼》第一：大、小戴及《别录》皆此为第一，今仍旧次，而于其文颇有所厘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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