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于大小历史之间(1)

 一

还原历史，这几乎是所有历史学家真心或者假意地提出的一项历史书写原则，但事实上所有历史书写却逃不脱想象与虚构的指责。相比之下，文学家对于历史的讲述似乎要坦诚得多，因为即使在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中，想象与虚构都不曾受到无端的贬抑。但自从文革结束后，以文学方式提供历史真实图景的说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那些有心打破意识形态遮蔽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新锐作家们，更充满打捞人性真实图景的冲动。在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中，父亲参加红军的动机竟是因为一块嚼不动的生猪肉伤害了他的自尊，结果以这个可感的生命个体对抗革命神圣化的模式，将英雄主义还原为对人性真实的建构。在北村的《长征》中，陶将军之所以从一个盐商家的长工投身土匪，再由土匪被收编为白军，最后又从白军连长位置上投诚红军，却全然因为自己的女人与地主偷情的缘故，而原来被推举到神坛上的长征，这时则被陶将军从地主手中抢回的老婆羞辱了一番，因为她那件保存到死的长征中穿过的棉袄里，竟夹着地主当年送给她的照片。

难道如此人性化细节就是原生态的历史真相吗？

不可否认，原生态历史的确曾经存在过的，但却从来都在人们来不及把握与分析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随风飘逝，只留下一个充满记忆与诱惑的背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这种针对逝去的爱情而发的感慨，却给历史及其书写的一切动因提供了解释。人们正为了从过去事物中寻找有益于现在的意义，才有了叙述历史的冲动。而历史一旦进入叙述，无论它是以实录形式存在于文献中，还是以演义故事形式存在于小说中，也还是以历史陈列馆里的文物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观摩与解说员的讲解中，可以肯定地说，都会不无例外地失去原生态的形貌。但也只有通过这些记忆、转述、剪辑、整理、想象及虚构，历史的意义才能得以生成。如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所揭示的，离开了叙事就没有了所谓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故事得以讲述之前，是没有所谓的历史性的。2

然而历史性却有等级之分，不同历史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不同，决定了其历史性是受到压抑还是得以张扬。在强调革命合法性的叙事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都服务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凡是与这种规律相吻合的，都会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而凡是与之相违背的，不是被有意遮蔽就是被划分到反历史潮流的阵营中而受到无情的鞑伐。所以，一旦林道静的革命性受到质疑的时候，作者杨沫就赶紧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版中加上她与工农接触的章节，而断然不会像邓一光或者北村那样，把革命的动机与一块生猪肉或偷情的男女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以人性化或者说人道主义解释历史的观念已经成为组织革命书写的指导。在这里，革命成了以所谓宏大的集体意志剥夺人性化吁求的借口。甚至在革命的名义下，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为了一己私利或恩怨而残酷地戕害他人的生命与尊严，而即使有革命者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真诚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和忘却个人的得失，却也被解读为革命对正当人性的异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把人性论看作检验任何其他叙事的元话语，凡是与之相吻合的就得到肯定，凡是相违背的就得到否定。这实际上采用了与阶级话语同样的修辞逻辑，它们都坚信自身的无可辩驳，并都把各自的价值强加在对方头上，似乎唯有自己对历史的叙述才符合历史真相，却假装不知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都是意识形态深度介入的产物。

结果在人性化语法中，革命历史规律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言，而革命不过是残酷人性在别有用心的蛊惑下的发泄。《远离稼穑》中白军对红军根据地的清洗惨绝人寰，《战将》中红军对地主老财的镇压也血腥残酷，所以邓一光笔下，无论红军还是白军都是被残暴人性所左右而分不出正义与邪恶的。“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3这是毛泽东对贫农的革命功绩所作的权威叙述，但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在格非的《大年》中，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在周梅森的《英雄出世》中，在李伯勇的《重轭》中，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以及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贫农出身的革命者却不但一个个都非常地残暴自私，而且都借着斗争阶级敌人的机会，把情色欲望发泄到地主小姐或姨太太或妓女的身上。

这些重写的革命无疑都有潜在的仿写对象，而通过把仿写对象视作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历史合法性的文本，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相应地，仿写对象所描画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一种宏大的有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自己所挖掘的历史细节就成了处于弱势和反抗者地位的小写的历史。李锐于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的题记就此种大小写历史的区分作出了形象的表达：

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4

在这段富有文学修辞的文字中，李锐在强调历史文献不可靠的同时，决定把想象和书写的重心转向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一些感性故事。同一个历史过程会留下不同的叙述，李锐所说的历史文献既然属于历史叙述中的一种，那么如果跳出特定的意义链条，它表现出“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性质，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至于所谓的“丧失信心”之语，则又是没能从中获取所需意义的心理反应。李锐对此也心知肚明。例如在与《收获》编辑钟红明的谈话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所谓历史理性的“深深的厌恶”，因为在他看来，“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而“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所以他构思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他“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

李锐将他所认为的充满谎言的历史叙述命名为“大写的历史”，相应地，他那些打捞生命的叙述，也可以被顺手牵羊地命名为“小写的历史”了。对此，钟红明有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判断：“我觉得就像你的题记里说的，这是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否认，或者说，以你并非简化、缩写的个人叙述，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是伟人、大事件的历史”。5大写的历史是对历史的简化和缩写，大写的历史是有关伟人和大事件的历史，这种说法很显然针对的是以往的革命叙事。革命叙事似有很多为自己申辩的理由，但小写的历史却自顾自提出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下的历史细节，关注被历史规律所省略的个体生命，并以悲悯的眼光打量历史洪流中的创伤、苦难、死亡、欺骗以及愚弄。历史的丰富性是容不得随意扼杀的，真实的体验是容不得随意篡改的，这样斩钉截铁的声音却以“小”自比，显而易见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叙述策略，因为，被称为“大”的东西只有被高高地举起后，才有被随后的大撒手摔个粉身碎骨的可能。

                                二

既执着于从理性的大写历史中打捞那些无情泯灭的生命，那么在处理革命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时，凡俗的人生场景就成为精心描摹的对象。李锐的《银城故事》所书写的核心事件按理应该是由留日归来的革命者和清政府新军在银城组织的一场失败了的起义活动，但具体的情节却由多条线索展开，一则是银城的牛屎客旺财以及与旺财有关联的一帮银城主妇的琐屑生活；一则是银城大盐商刘三公的留日归来的儿子刘兰亭借办学之名秘密组织起义；一则是袍哥会首领组织灾民造反，从乡野小镇进攻银城；一则是刘三公的义子刘振武组织新兵从省城以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名义赶来支援起义。而所有这些几乎共时存在的情节都被欧阳朗云违反既定计划刺杀知府袁雪门与临危授命的裁汰绿营千总聂琴轩缉拿凶手的事件若隐若现地串连起来。例如牛屎客旺财在银溪岸边发现的竹片是刘兰亭为向下游的革命党发出的取消起义的通知，他进城向茶馆老板要帐时，看到聂琴轩为逼迫刺客现形而把包括茶馆老板在内的茶客绑在大街上的情形；刘振武奔赴银城的路上遭遇岳天义领导的乌合之众，而后当他被送上船准备流亡日本的时候，又被可能是他的同胞兄弟的岳新年刺死。可以说，小说对各个枝蔓的描写都很细致和稳妥，无论盐井的生产情况、旺财制作牛屎饼的过程、刘三公中秋宴席上的退秋鲜鱼的制作过程、蔡六娘为女儿三妹的婚事以及自己将来所作的盘算，还是欧阳朗云自首前的内心冲突、秀山芳子为心爱的人的牵肠挂肚和愁肠百结、秀山次郎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和对革命置身事外的心理，以及聂琴轩老辣独到的对付欧阳朗云的办法，都被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慢慢叙说着。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被日常生活的场景肢解了。

历史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这也许是李锐通过把银城老百姓、革命者、裁汰绿营千总和大盐商并置的方式刻意告诉我们的。在小说里，各色人物的被叙述地位几乎是相等的。即使刘三公为了中秋宴席上的一道菜而令数十名人员星夜兼程和不辞劳苦，但这一切无论在叙述者还是在其间人物的观念中都丝毫容不得质疑，而受质疑的却是革命者的盲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血腥，是他们破坏了银城尊卑有序的宁静的生活。他们的革命活动也似乎全然没有理由，不但富足的家庭给了他们留学的机会，国家也把他们安置在装备最为先进的新军中，哪怕不食国家俸禄如刘兰亭等，也都有自己引以为荣和令周围人艳羡不已的事业。那个逞匹夫之勇的欧阳朗云投身革命的动机尤为可疑。他本是越南华侨富商的儿子，似乎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而投身革命队伍，并破坏起义计划而擅自刺杀知府，最后又很小资味十足地自首，即使因为受不了聂统领的酷刑而供出革命同仁也没能逃脱一死。与此相对，旺财的欲望和需求，都非常个人化，跟历史——就是那种为叙述者所抛弃的历史文献叙述——无关，在他的眼中，所有身外之事，都是非自我的。他只关心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桐江知府遇刺这样一件大事，旺财仅仅关心自己能否从作为嫌犯被聂芹轩关在笼子里的陈老板那讨回欠款。旺财的平凡、稳定而微小的幸福观构成了整个银城稳固生活的细小部分，而这部分因为游离于革命的大潮之外，恰恰为叙述者所竭力肯定。刘兰亭借银溪的水力向下游的革命党宣告起义取消的计划，结果因为岸边芦苇和杂草的纠葛而有许多竹片搁浅在岸边，而叙述者所精心组织的这些相互纠葛的日常生活场景也使得一场虚妄的革命起义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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