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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1)(2)

2013-08-25 01:02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　，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　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　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　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　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　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　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　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　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　，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　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　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　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　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贡献。”[5](P355　-356)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大学排名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通释类
　　在目录类著作中，《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　先生对二书皆作了逐句笺释工作。于前者为《通释》，于后者为《提要叙讲疏》。
　　《汉书艺文志通释》是在早年《释例》的基础上写成的。张先生自少爱读《汉书·艺　文志》，常置案头，时加笺记，欲疏证全书。至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于是加以整　理，成《通释》一书。这是一部“循文通释”的疏证之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　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7](P1)如　《六艺略》一开头，就对通常的标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异议　，认为“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做了一番论证后，又推寻“　经”的本义，认为“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　”[7](P10)随之又解说“经十二篇”的篇名与内容、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施、　孟、梁丘三家”的盛衰。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证，与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　而语，对读者掌握学术的变迁大有裨益。
　　《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　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ｙóｕ@　③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　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　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　趣向矣。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　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迨讲毕，始自录所言，述为《讲疏》。”　[8](P1643)《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如《提要》首句：“经　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讲疏》云：“此昔人尊　经崇孔子之说也。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　》。然无征于《论语》，复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论语》为孔门所记　，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　，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　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　。善夫龚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　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必具此识，而后可以不为俗说所惑。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　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　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　，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这样的疏　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叙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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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录类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的文集甚多，张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　便有1100余家。不用说，数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到，即使能够读到，　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领、理得出头绪来。张先生有感于刘向校书时写作叙录的深意，每一　文集读毕，便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推究其论证得失，核定其学识深浅，各为　叙录一篇，欲附以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的兴替。最后，他从写出的670多篇　叙录中，选出价值较高的600家，汇为《清人文集别录》24卷。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　苑中人物为多，大抵清人在碑传志状、刻书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诂经、证史、议礼、明　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文集，都收罗进来了。而于诸家考证之语，　凡论断审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皆特为拈出，着意介绍。全书的编排，略依时世先　后，系联而下，其有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者，务令比叙，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可　以说，这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学术界　的交口称赞。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此书与《广校雠略》时说：“先生所作诸书，　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ｙóｕ@③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　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　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张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笔记条辨　》，可算是叙录的变体。清人的笔记，虽不及文集之多，张先生几十年中所寓目者，也　有300多家。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张先生对那些专载朝章礼　制、但记掌故旧闻、讲求身心修养、阐扬男女德行、谈说狐怪、称述因果等等之类的笔　记皆屏不取，而对一些学涉专门、宜有专书以集其成的亦所不取。经过这样的筛选，最　后收书100家，分为10卷，略依时世先后而编排。每家皆先述其生平，而后言其著述。　因笔记体裁与文集有别，张先生所做工作，也与《别录》有些差异，即“择其义之可采　者，分条件系，加以考辨，亦有综述而论列之者。”[9](P1)书中所录百家笔记之言，　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术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　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为平亭是非，张先生“凡遇精义美言　，则为之引伸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9](P2)对清人笔记的这种条　辨形式，可以说是“叙录”的一种创造性运用。

　　三、校注训诂类

　　对于基本典籍，张先生用功尤深。阅读过程中，做了不少校注和训诂工作。比较系统　的成果，收载在《旧学辑存》中的，计有11种，即《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尔　雅释亲答问》、《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异语疏证》、《释疾》、《字义　反训集证》、《两戴礼记札疏》、《读书笺释之余》、《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　、《中论注》。其中，《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为校勘之佳作，《异语疏证》、《　两戴礼记札疏》为注释之佳作，《释疾》、《字义反训集证》则是汇集相关资料后加以　注释的名篇。
　　《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收有《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太史公论六家　要指述义》三文，篇幅占了全书一大半。这些疏证之作，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她　们主要还是为“道论”作注脚，是为正文服务的。这种疏证，显然有别于一般注释。

　　四、纂辑类
　　将相关联的资料汇集到一起，可省却读者不少翻检之劳。张先生在治学历程中，善用　纂辑之法，留下不少纂辑之作，计有《声论集要》、《经传诸子语选》、《清儒论学语　录》、《清儒论学文选》等10来种。尤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为《声论集要》，收载于《旧学辑存》中册。张先生自少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　学，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至精至确。后涉览300年来儒先著述，发　现已多先己而言之者，于是从戴震至黄侃、钱玄同20人著述中，撮录精语，成《声论集　要》一卷。亦间述已意附于其尾，以见昔贤所论，固无二致。
　　二为《郑雅》，收载于《郑学丛著》。张先生治毛郑《诗》，喜陈澧《毛传义类》，　隐括有条例，与《尔雅》相表里。效其体，成《郑笺义类》，后治《三礼》，钻研郑注　，仍斯例为《三礼郑注义类》。复博采郑氏群经佚注之可考者，裒录为《郑氏佚注义类　》。后合此数种，成《郑雅》19篇。《郑雅》体例，一仿《尔雅》，将郑玄注解汇编，　使“北海精诣，粲然大备”。张先生在序中对素志克酬，喜不自禁，称“此编训诂名物　之繁赜，倍蓰于《毛传》、《尔雅》、《说文》。苟能贯通郑学，则群经莫不迎刃而解　。斯一编也，不第六艺之钤键，抑亦考古之渊薮也。”[10](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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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周秦诸子政论类要》，收载于《旧学辑存》中册。张先生博考前史，深服历代　大政治家之所施为，以其雄伟之气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坚于自信，不以世俗毁誉动其　心；刚断果毅，卓然有以自见于当时而永传于后世。若霍光、诸葛亮、王猛、魏徵、王　安石、张居正之侪，治国处事，无不具有法家精神。实皆自周秦法家书中取得政治理论　以自敦厉者。法家职志，以富强国家为已任，管、商其中之尤魁杰者耳。周秦诸子书中　言富强之术者多，有以功业自白于世者，有以言论垂之久远者，皆坐言而可起行，宜其　为后世政治家所服膺而不欲斯须舍弃。遂用前代录要之法，成《周秦诸子论政类要》三　编。上编为《周秦诸子政论之总精神》，中编为《周秦诸子论法》，下编为《周秦诸子　论政》。每编之下，又各立8至10个小题以相统括。于是周秦诸子之言治道者，精义名　言，多在其中。
　　以上几种纂辑之作，实际上已经将钞书和著述合为一体。中有所主，非一般泛滥无归　的比辑纂录之编可比。
　　从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我们不难体会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　是极其广阔的。在任何一个领域沉潜书卷，伏案数十载，都可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即　使是在传统的研究领域，用传统的著述方式，也可以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他格外重视　文献学工作者的胸襟和视野，早年谈校雠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鹄的，晚年　谈文献学，强调要做总结性的工作。他的不少具体论述，或许有着缺陷，但他坚持“中　有所主”，从大处、高处着眼，把文献整理与研究看成一种创造性劳动，终于在所有他　钻研的课题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对于后辈文献学工作者来说，张舜徽先生的治学途径值　得借鉴，他的历史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也应成为人们继续前行的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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