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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1)

2013-08-25 01:02

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　纳入历史科学的体系之中，则不过数十年时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对这个学　科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回顾他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若干认识及其实践，对我们今　天探讨新世纪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及发展方向，不无启迪意义。

　　　　　　究校雠学古义　阐述学术渊源流别

　　张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30岁刚出头时写就的《广校雠略》。顾名思义，书中内　容是推广发扬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自然是一部文献学著作。其自序称：“少　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见书渐　广，始@①然不自慊，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　，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于　是，“温经校史，流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　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稍能辨其原流，明其体统”。[1](P1)从这段话，可以窥见　张先生的学术趣向。书中形成的若干见解，为其一生所恪守。所以，这部书虽仅10万余　言，却是他一生学术探索的一个坚实的基点。
　　《广校雠略》凡5卷，分为19论100篇。其中尤可注意者，为以下3论30篇：
　　其一，“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之际，约分三途，即目录　学、版本学、校勘学。张先生上承郑樵、章学诚、朱一新的见解，主三者之合，其首篇　《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之事》论述说：“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　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秦火之后，书尤残缺，汉成帝时诏刘向等校书秘阁　，此业乃称专门。校雠之名，亦自刘向定之，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　其讹谬，随竟奏上。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向校书时，　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　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观向所为《战国策　叙录》云：‘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然则向校雠时，留心文字讹　误之是正，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由此论之，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　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次篇《目录学名义之非》论　述清代以目录自雄之士，“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异同，审辨板片早晚耳，盖已　邻于书贾之所为，难与语乎辨章学术之大。”在引述章学诚、全祖望的有关论述后，张　先生发出如下议论：“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　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　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敢取目录立名，最为能　见其大。”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张先生关于目录版本校勘不必独自称“学”的观点，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　一点并不重要。他称举校雠的大名，旨在强调三者的联系，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标。这一学术宗旨，是大家都认同的。他关于文献学的若干理论建树，便是他上　推校雠古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辨成果。
　　其二，“著述体例论十篇”。跟一般的著述体例介绍不同，张先生论著述体例，旨在　对诸类典籍作推本潮源的探讨。只看10篇标题，便一目了然。如“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　而后著述”、“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拟古著书之始”、“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　别”、“编述体例”、“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钞纂之书日盛而后著述日衰”、　“官修之书无关著述”、“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涉及到大量古书的起源及其流别，　他在博览群书后，自出机杼，加以论断。这里，仅举《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一篇为　例。张先生发挥王充《论衡·对作篇》中的群书区分法，认为“载籍极博，无逾三门：　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　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自为义例，熔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　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　次也。”以先秦两汉著述而论，《五经》前无古人，可谓著作；《史记》《汉书》前有　所因，而在熔铸剪裁后成为一家之言，可谓编述；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则在比　叙旧事、综录异闻之类，属钞纂之书。
　　对群书作了这样的区分，张先生认为可以使读者知道学术之深浅，意义不小。“试循　时代以求之，则汉以上之书，著作为多。由汉至隋，则编述胜。唐以下雕板术兴，朝成　一书，莫登诸板，于是类书说部，充栋汗牛，尽天下皆钞纂之编。昔人每教学者多读唐　以前书，非贵远贱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诚以先唐之书，多关作述，犹少空言　。唐以下杂钞日广，语皆枝叶。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学者所宜详辨也。”[1](P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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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张先生强调校雠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因而他的目光便不仅仅停留在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私目录上，ｙíｎ@②ｙ　íｎ@②于版本早晚，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而是集中精力，把握学术发展趋势，明辨　各类著述的脉络源流。“汉唐宋清学术论”在诸论中，篇幅最长。从辨章学术始于太史　公、郑玄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经师家法亡于东汉、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　者、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　、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宋人经说不可尽废、宋世私门校书之盛，到清代兴起　之师、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道咸以下清学渐衰、道咸　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与模拟著书之非、群经新疏未必尽善、专精与博通之辨，各个专　题，皆一一扼要论述。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部提纲挈领的文献学史。从汉至清两千年　中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状况，都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举列在这里了。张先生　首正校雠之名，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另外70篇，为著述标题论8篇，作者姓字标题论5篇，补题作者姓字论4篇，援引古书标　题论8篇，序书体例论5篇，注书流别论2篇，书籍传布论2篇，书籍散亡论2篇，簿录体　例论4篇，部类分合论7篇，书籍必须校勘论2篇，校书非易事论4篇，校书方法论6篇，　清代校勘家得失论3篇，审定伪书论3篇，搜辑佚书论5篇。单从篇目，已足见内容之丰　富。
　　对《广校雠略》中的见解与内容，张先生后来又有所发挥与扩展。为了指导后辈校读　古籍，他在50岁时写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部　分。由于分论的篇幅较多，又分为上下，共成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　，从识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　、校书的依据和方法等文献学理论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论述了　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和古人著述体要，提出了阅读全史的重要性和具体读法，归纳了　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写作的初衷虽只　是普及文献学知识，但持论谨严，内容丰富，在文献学理论的研究上有所发展。如论辑　佚书，首先从书籍本身的产生、发展、变化，从社会的变迁分析古书散佚的原因，然后　阐述辑佚作品的展开和取材的依据，并归纳出五条途径和方法，即取之唐宋类书，以辑　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　诸史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历代遗文；取之一切经音义(以慧琳《音义》　为大宗)，以辑小学训诂书。张先生还从过去学者在辑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漏、滥、误　、陋等)，指出读者在阅读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告诫初学者：“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　，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因为读书不多，见闻不广，虽对这方面有兴趣，但难免挂一　漏万。加以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费时间，耽误了读书的岁月，尤为可惜。初学似不必在　这里面投下太多的劳动，等到业务基础打好以后，再谈此事，比较容易着手。”[2](P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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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此类见解甚多，以致顾颉刚先生称赞此书“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　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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