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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1)

2013-09-18 01:22 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特别是那些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时事评论，使他在这时就与孙中山开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揭露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陈友仁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他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一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而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1922年4月至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据达林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在那里等我。——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4、126页。）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转引自《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又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0～151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11日。）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注：《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上，第267页。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陈友仁不但在工作上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而且不惜倾其所有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20年初，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报纸继承了英文《京报》的传统，观点鲜明，时政性强，特别是他撰写的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精辟，很快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他也被舆论誉为“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报社的资金告急。为了解决《上海时报》的经费问题，陈友仁专程回到英国，说服妻子变卖特立尼达的全部家产，由此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难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友仁和孙中山从相识、相交到相知，俩人逐渐从助手和领袖的关系，发展为诚挚的朋友，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使孙中山一直把陈友仁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因此航空局长的职务就是举足轻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长杨逸仙因公牺牲，孙中山立即任命不谙军事的“陈友仁为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43页。）。1925年1月，孙中山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任命陈友仁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这个安排意味深长：由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浅，又一直在他身边当秘书，但他相信陈友仁具有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因此这个任命其实是为日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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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们对“三大政策”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纷纷背叛“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陈友仁却与宋庆龄、邓颖超一起，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联俄”是孙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陈友仁的一贯主张。但这个政策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的。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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