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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份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古代藏文手写残卷进行 历史 学的比较 研究 , 分析 了它的内在的史料价值和对古代吐蕃史研究的价值,认为该残卷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除了 文献 学与一般的历史学 内容 外,其显示出来的文句语态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至于该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则非常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吐蕃人的思想观念和吐蕃历史学的 发展 水平,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五部遗教》、《拔协》等后期“伏藏”著作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中的第370号写本是A·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获得的24箱 中国 古代写本中的一份。该文献长366cm,宽27cm,正面为汉文,背面有五类藏文宗教段落。这个手卷的写作年代难以确认,英人黎吉生于1977年对该文献背面编号为370(5)号的题名为“自天而降的达磨”的段落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该文献是8世纪的作品。黎吉生在对藏文的校读和解释、翻译方面是细致而认真的,虽然仍有一些不太完美之处,但对原文字句的纠错与解释还是令人信服的。本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以黎吉生的解读、分析为 参考 ,再进一步论证这份文献在吐蕃史上所具有的价值。
我们首先来看黎吉生的释文(篇幅所限,仅列汉译文):
人类之主,天神之子,杰出的统治者松赞(松赞干布)曾神妙地表示,他与赞普赤松德赞将给西藏土地上所有众生带来智慧。他们 学习 乔达摩·释迦(Gautama Sakya)学说中最优秀的医学 理论 ,如乌岱婆罗之花(udambara),或智慧完美之教法(达磨),这些三劫世间所获得大喜乐之因素,以无可超越的大乘获得美誉。他们接受了那些理论并为之献身,使 其在人间广为传播。为了永久地保存它,便刻于石柱上,以为国王与民众间的(盟誓)契约。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如此智慧的教导犹如大海,在那里国王与民众的事业又像须弥山,这种行为传统久已形成, 影响 范围日益扩大,西藏大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疠疫休生。人们完美的品质和端正的行为增多;人们不再违背天神和人类的礼仪,人们崇奉他们,甚至更强烈地遵守那些原则,他们对老师、父母、兄弟、姐妹、亲属及长者不失尊重和慈爱,由于对一切都有爱的情感,无人进行盗窃和抢劫;无人再干撒谎、私通之类的荒唐事;诚实与优良的品质日渐增长。尽管他们(国王)的身体也是肉长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是天神赐予的。其行为之美在其他王国和人群中却是从未有过的,即使将来也不会有,甚至在天神之中,这种事也是不多见的。
父王去世时,因其子年幼,这种良好的宗教和古老的知识实际上衰微了,那么,这种真理的绝妙方式,善行的宗教对十戒的坚持,对人类之主国王 法律 的遵行及对贤明父母教导的服从又是如何按西藏的习惯得以继续的呢?由于世界之本质,从其形成,从释迦之涅磐直到强巴佛(Byamaspa,即弥勒佛Maitriya)的降临,很多法身佛突然出现而未有预言。宗教著作达磨和金刚乘、七世佛及其经典这三组并不相同,每一个都有自己唯一的传统,而达磨即是一粒种子……(后残缺)
黎吉生认为该文献有几点史学意义:一是可补充证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噶琼寺兴佛证盟碑》铭文中所提到的在8-9世纪吐蕃人已经把松赞干布视为吐蕃王朝第一位佛教庇护者。二是在年代学上有助于我们考证该残卷的写作时间。据黎吉生所说,依照这个残卷所揭示的,“父王去世时,因其子年幼”这句话中的意思,父王当指赤松德赞本人,幼子必然是赤德松赞,因此这份手卷的写作与《贤者喜宴》中所记载的赤松德赞与赤德松赞颁布三道王诰或盟誓文的时间相近。黎吉生认为这份手卷极可能是一份来自吐蕃原本的抄件,写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时间大致在782年到805年间。第三,黎吉生认为这份残卷有助于探索中国边地对吐蕃宗教的影响,因为该写本对佛教的起源有与众不同的解释,如其将达磨与金刚乘分别开列就是颇为独特的作法,七世佛为什么又被置于所谓的三个种类也很难让人解释清楚,也许此三种分类是:1)释迦牟尼之达磨,2)与七世佛相关的法典,3)金刚乘。这种分类法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后世对教法的区别是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进行的。由此看来该残卷当为吐蕃佛教早期的产物,那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懂得宗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相应的分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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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孙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