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1)(2)
2013-11-23 02:06
导读：除地方官员外，地方士人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另一股力量。这些士人在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中成长，饱读四书五经，不少人以教化百姓、服务乡里为自
除地方官员外，地方士人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另一股力量。这些士人在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中成长，饱读四书五经，不少人以教化百姓、服务乡里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踢弘治十三年(1500)，士人王鏊建议新任无锡知县姜文魁重修泰伯庙，庙成后姜嘱王撰文，王在庙记的末尾感叹曰：“呜呼，孰知世教日陨，兄弟争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无得而称，其称则远”(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见道光《梅里志》卷4)。明中后期无锡士人顾宪成、高攀龙在《重修泰伯墓碑记》和《泰伯墓碑阴记》中也都谈到了自己的社会主张，即人人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相互谦让，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他们的道德主张，也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共同的道德主张。直至清代，士人仍然是泰伯庙修缮和维护的主要发起者，如清乾隆三十年(1765)，无锡梅里泰伯庙的修缮就是由地方生员蔡鹤龄等发起组织的。
官府与士人的相互合作，屡见于历代泰伯庙的修缮过程中。我们以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为例，无锡泰伯庙共有三处，即梅里庙、娄巷庙、惠山至德祠，其中梅里庙最古，相传建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娄巷庙建于明初洪武十年(1377)，惠山祠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三庙中以梅里庙影响最大，修缮次数最多，明初至清中期共有过七次大规模的修缮。
梅里泰伯庙的首次修缮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修缮的建议者王鏊详细记录了整个修缮过程：“弘治十一年(1498)南昌姜文魁来知无锡，予曰：‘邑有圣人之庙而芜焉，令之耻也。’姜曰：‘诺，甫下车则议复之，且捐俸倡民。’于是富者输财，壮者效力，期年而成”(王鏊：《重修泰伯庙碑记铭》)。具体负责修缮工程的是里中士人蔡孚、蔡济兄弟，由二人董其事，向里中富人募集修缮资金1500两白银。蔡孚、华以正各施田五亩为庙基地，加之原来庙基田三亩五分，共有庙基田一十三亩。修缮竣工后，从耆老华嵩等的建议，请在丹阳东岳庙出家的道士许元善(华用明弟子)居之以奉香火，此后梅里泰伯庙一直由道士主持日常事务。为维持道士的基本生活和祠庙的日常开支，蔡孚之弟蔡济又捐自种田二十三亩为道士赡田(又称为香火田)，钱荣捐近庙基田十亩为道士赡田，邹显之命其子捐租田十亩为赡田(钱荣：《泰伯庙赡田记略》，见道光《梅里志》卷2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我们仔细梳理整个修缮过程后，可以发现这次大规模的修缮，从建议的提出到工程的组织、庙碑的撰写，直至后来祠庙祀田的捐赠和祠庙的维护，先后有王鏊、蔡孚、蔡济、华以正、钱荣五位士人参与其中。
士人不仅负责泰伯庙的修缮工作，还利用自身的名望，为泰伯庙争取和维护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梅里泰伯庙自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后，庙祀田(包括庙基田和香火田)一直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康熙三十七年(1698)后，由于无锡知县李继善将祀田复报升科，祀田被迫完纳夏税秋粮，由此造成祠庙经济收入锐减，甚至无以维持日常开支的局面。为解决泰伯庙面临的困境，康熙五十七年(1718)，贡监生朱宪枝邀集蔡鹤龄等九名生员，将此事具呈抚院，请求重免泰伯庙祀田税粮，抚院经复查核实，令新任知县章颐援旧例免税粮。此后，泰伯庙祀田的优免赋税权再未被剥夺过(章颐：《复免粮碑》，见道光《梅里志》卷二附)。
清初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主人翁杜少卿邀集若干地方名士在南京重修先贤祠，供奉泰伯等四十二位儒家先贤(第37回)。这一描述绝非空穴来风，无凭无据，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其创作应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文中的主人翁正是一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可以说士人实质上是推动泰伯信仰儒家化的主导力量。
四、泰伯信仰儒家化成功的社会原因
由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进的泰伯信仰儒家化在清代达到高潮。在民间，泰伯作为儒家先贤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儒家化起于明盛于清，得以成功的原因很多，正如学界分析汤斌禁毁五通淫祠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样，清代皇权的有力支持是儒家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原因也值得分析探讨：一是儒家化融合了民间道教文化传统；二是儒家化结合了乡土观念。现分别论述：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1 儒家化与道教文化传统的融合
提到民间信仰，不能不谈道教文化传统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中国的道教是一个不断创造鬼神又不断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宗教，而儒家却向来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那么，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强调泰伯作为道德典范的同时，是否会削弱神灵自身的神性呢?笔者认为，由于儒家化融合了当地的道教文化传统，因此儒家化改造并未削弱神灵本身的神应性。关于融合，有两点例证：一是泰伯生辰与道教玉帝生辰同日，都定于农历正月初九(卷1)，而众所周知，泰伯究竟生于何时，早已是无从稽考之事，此为融合例证之一；其二，道士自明弘治年间起直至民国，一直任泰伯庙住持。这些道士不仅负责祠庙日常祭祀活动，而且具有捉鬼的无穷法力，早在清乾隆年间，梅里泰伯庙道士就因擅长捉鬼远近闻名。道士捉鬼，这一行为明显是对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原则的违背，可它却在梅里的泰伯庙中延续了几百年，这反映了民间信仰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的相互融合，甚至可以说，在捉鬼这一问题上，儒对道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有关神灵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也可以从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佐证。笔者认为悠远的先祖崇拜是泰伯信仰中儒道结合的纽带，吴人对先祖的崇敬之情使他们不仅愿意赋予泰伯强大的神力，而且倍加推崇他高尚的道德。
2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相结合
明清时期是无锡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明末无锡的米市早已远近闻名。清雍正年间，无锡划为无锡、金匮二县，也正反映了无锡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的事实。经济的发展使无锡人的家乡自豪感增强，而此时的无锡就其行政级别而言，仅是常州府管辖范围内的县级行政区，无锡人迫切希望提高家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无锡梅里是吴国故都，是泰伯最早的定居之地，提高梅里泰伯庙和鸿山泰伯墓的文化地位，不仅有助于提升无锡的文化地位，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锡人的家乡荣耀感。因而，这一主张在地方士人的文字中多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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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就强调“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略晚于顾宪成的高攀龙则将顾的主张阐释得更为具体：
则是至德之圣，让天下而逃，不之于名山大川，不之于长林、浚谷，而之于荆。其之于荆也，不之于三江、五湖，不之于幽岩、绝壑，而之于吾锡之泱莽平墟，岂其无故耶?况乎临于平墟，墓于兹山，相去不数里而近，若其有择于兹者，又岂其无故耶?锡之士可思也。夫文明者，非文辞藻绩之工已也。(卷4)
高攀龙从泰伯让天下而逃，择无锡而居说开去，谈无锡作为文明礼仪之邦的根基是此地与泰伯深厚的历史渊源。顾、高二人巧妙地将泰伯信仰儒家化与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使儒家化改造成功借助了乡土观念在地域社会的凝聚力。
直至清代，无锡人仍然在为无锡泰伯庙和泰伯墓争取更高的文化地位。刊刻于道光年间的《梅里志》，对康熙皇帝为苏州泰伯庙题词一事，这样记载：“圣驾南巡驻跸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镌之苏城泰伯庙中，而泰伯故都在锡，庙亦当以锡者为主。”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无锡泰伯庙地位应高于苏州泰伯庙的观点，与顾宪成“泰伯之祀于吴宜隆，而锡为甚”的主张是一致的。
儒家化与乡土观念的结合，还表现在儒家化并未冲击泰伯在民间的社神形象，直至清末，在梅里泰伯庙中，仍然保存着一间古吴社庙。每年正月九日的泰伯庙会是无锡农村庙会之始，也是无锡农村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工具交流会。在苏州唯亭镇，泰伯一直是唯亭镇的社神，民间俗称“三让王”，当地让王解饷粮的习俗一直持续到清末(卷3)。
五、结语
民间信仰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它是意识对现实世界的折射和反映。正如每个历史时期均有其自身的特点，民间信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儒家化”则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变迁中的一类特殊现象。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泰伯信仰的儒家化始于明、盛于清，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在世风日下，奢侈之风、攀比之风、争讼之风不止的社会环境中，出于改革社会风气的需要，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相互合作，共同推进了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他们尝试借助泰伯信仰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来宣扬泰伯的谦让之德，以此抵制攀比心理和自私心理所带来的奢侈、争讼等不良风气。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士人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不仅负责了祠庙和祠墓的修缮工作，并且一直关注着祠庙和祠墓的维护和管理。泰伯信仰儒家化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借助了强有力的皇权，而且借助了道教文化传统广泛的影响力和乡土观念在地域社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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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魏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