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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1)

2013-11-20 01:32

　　摘 要: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关 键 词:国家统一;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一、 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 早年军人生涯: “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参与军机,历任奉军要职。在混战的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1］。逐渐产生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1928年,他极力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第三次直奉战争。可见,张学良遵从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重要思想动因。毋庸回避,在参加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2. 东北易帜: 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时任北洋政府元首的张作霖,期望由此引起东北内乱,以便趁火打劫,东北政局陷入危机之中。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伊始面临两种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庇护下保住东北的“独立”;二是接受“和谈”,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张学良在父帅身边,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深感仰人鼻息的日子之屈辱和艰难,逐渐产生了反日排日思想,特别是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的可悲下场。因此,当日本代表林汉助威胁他时,他回击说:“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2］24。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愤于日本的杀父之仇,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3.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一场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对抗蒋介石的武装冲突。战事旷日持久,相持不下,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剧烈争夺的对象,但张学良却认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是当今第一要务”。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张学良发表息争通电劝告双方不要诉诸武力,但他却没有表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也没有居间协调双方的关系。其原因从客观方面看,他有自己的后顾之忧,不便居间协调双方的冲突。因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立场,这都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从主观方面看,张学良贸然支持哪一方,以及何时表明态度,这既关系到东北的安全,也关系到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曾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很显然,他在具体调停中原大战的过程中,较多考虑的是东北军的利益。虽然从大局出发,应支持国民政府,但是支持国民政府,有危及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潜在因素,直到取得蒋介石保障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承诺后,才公开发出支持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并派大军入关,实行武力调停,以军事干预制止了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空前的恶战,达到了息争统一、缓解冲突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内调,关外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显然,助蒋统一,息了内争却没有抵御外侮,从而造成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动机与效果的部分背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夹杂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因素。
　　纵观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也兼顾其地方利益,应该说这期间他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统一与地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二、 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的碰撞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对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源及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思想认识上并不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做应变的准备,反而严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在到底是牺牲东北军奋起抗日,还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抉择面前,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的短暂时间内迅速沦陷。
　　1. 九一八事变: 维护国家统一与保存地方实力的抉择失误
　　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张学良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地方主义不但不能统一起来,甚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地方主义的考虑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取决于张学良的全国抗战思想。他认为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东北军单独对日作战,日本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认为如果全国抗日,纵使失败了,也是“玉碎”,如果东北军独自抗战,纵使牺牲了整个东北军也于事无补,是“瓦碎”,他宁愿“玉碎”,而不愿“瓦碎”。同时,张学良还认为全国抗战的主体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只有拥护蒋介石消灭中共和红军后,才能完成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是实现“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保证。
　　其次,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掉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的中国东北,是张学良始料不及的。事变前,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害,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条约,对日本也不利,关东军“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到的”。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同时,由于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战意识,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九一八事变当夜,他电话指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候国联处理”［3］73,致使东北军毫无抵抗,拱手揖盗。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再次,张学良存有依靠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思想。国民政府幻想依靠国联,抑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2］24张学良对国联寄予很大希望:“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国纠纷问题。”［2］25但形势的发展,使张学良放弃了对国联的幻想。
　　2. 热河失守: 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安抚张学良,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为了敷衍一下舆论,蒋介石下令张学良抵抗。张学良大为兴奋,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无心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3］64在舆论的冲击和蒋介石的威逼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随后虽主张不惜牺牲坚决抵抗,但却成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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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魏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