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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1)(2)

2013-11-20 01:32 　　三、 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1. 旅欧归来: 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旅欧归来后,面对中外现实,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4］。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5］757。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5］693。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5］768。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是他赤诚爱国主义肌体上的毒瘤。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2. 西安事变:国家统一思想的全新境界
　　1934—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蒋介石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5］1067。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从捉蒋、放蒋到送蒋,是他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和具体实践,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见,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信奉法西斯“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更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四、 张学良对国家统一的期盼
　　
　　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息争统一、抵御外侮”的思想不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耄耋之年,仍以“台湾入版图为念”,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充分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1. 身陷囹圄: “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张学良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综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资料”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往信件,不难看出,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不因自身处境险恶而稍变,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演变,张学良不断迁徙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幽禁生活并未磨灭他的爱国热情,他不忘国恨家仇,始终关心抗战进程,数次写信给蒋介石,请缨抗日。他在信中表达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6］等语,虽委婉却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效命,与日军决战疆场的壮志。其住在凤凰山时,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亲自镌刻了“雪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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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中,同样表达了激昂的抗日情绪和决心。“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6］真实地表达了张学良不但有为国捐躯之决心,且有实际的身心准备,这与张学良的个性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2. 耄耋之年: “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
　　解禁后的张学良虽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普通百姓”,其实他的一颗爱国心从未泯灭,他时刻期盼两岸统一、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在90寿庆时他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的一生追求,在耄耋之年,曾多次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很愿意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都是一样。我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我不计较个人的事,但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
　　张学良对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尤为关切,他表示“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他也曾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事。”他建议两岸开诚布公地谈谈,希望和平统一;提醒国人不可忽视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对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天假之年为祖国统一出力。由此不难看出,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体现的是国家统一观的最高价值。
　　
　　参考文献:
　　
　　［1］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G］. 西安:西北大学历史系, 1979:432.
　　［2］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G］.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3］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4］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集［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668.
　　［5］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2集［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
　　［6］陈红民. 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J］. 抗日战争研究, 2005(2):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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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魏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