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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2014-01-12 01:10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史为突破口①，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②此后，以商会史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史的探讨蓬勃开展，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近代史的研究也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甚至存在着一些盲区。在我看来，下层社会的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致于下层史“下沉”到了史海的底层，急需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下移。《史学月刊》组织“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的笔谈，藉此机会，笔者愿在此谈谈个人一孔之见，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 下层史：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

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民众或普通人无论在上、经济上、还是上，往往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举凡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通俗地讲，我们的研究应注重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但是，重构并非易事。虽然无论在哪个朝代、哪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民众均构成社会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他们自己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这就给以史料说话、着重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出了一道难题：重构出来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究竟是下层社会的历史、还是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这的确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借助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找寻下层社会的历史。“许多底层历史很像古代的犁迹。它似乎随着许多世纪前犁地的人一起杳无踪迹了。但每位航空摄影家都懂得，在一定的光线和从一定的角度下，被久已遗忘的田脊和犁沟的影子还可以看得到。”③下层史研究者就应该像那些善于运用光线与角度的“航空摄影家”，这样重构出来的老百姓的故事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下层史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有不同的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社会中的工人等，都栖身于下层社会，他们的历史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层史。除此之外，下层社会中还有很多特殊的群体，透过这些特殊的群体，也能够有效地从某些侧面观察到民众的观念与行为。如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华工，就是一些特殊的下层群体，他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于以白人为主体的上层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特殊群体，如流民、手者、学徒、车夫、码头工人、优伶、乞丐甚至川江航道上的船工④等，如能分门别类地对他们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展示出下层社会历史的不同画卷。中国近代史上还存在着一些下层社会组织或团体，如秘密社会组织(土匪、流氓、帮会等)、行会(以及由行会转化而来的同业公会)，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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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年先生发表于《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提出“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他把经济史着作是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来寻找突破口的。
② 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④ 据曾亲历过川江船工生活的章开沅先生所述，船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船工之间分工明确、一条船上一般由驾长、桡工、喊号子的、纤夫、伙夫、杂工等人组成，驾长的薪资四倍于纤夫、桡工三倍于纤夫、喊号子的二至三倍于纤夫，他们喊出的号子回荡在山谷间，纤夫伴着他们的号子，彼此协作，往往能起到提高效率并降低纤夫劳动强度的作用，其余人等待遇较低．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深入发展，下层社会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蔡少卿等对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研究、乔志强等对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①、赵世瑜等对民间庙会的研究、池子华等对中国近代流民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学者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等等，无不显示出下层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一些学术机构或刊物也开始关注下层史的成果，如《史学月刊》开辟专栏发表乡村史研究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黄宗智主编的连续性刊物《中国乡村研究》，这些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学术氛围。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老百姓丰富多彩的故事，上述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还需要学者们下大力气去进一步挖掘。何况现有的研究中，还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地方。

二 下层史何以“下沉”?

的确，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改变下层史沉人史海底层的状况。这既有历史传统、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也有资料搜集、运用与解读上存在的客观困难。

从历史传统看，封建传统史学局限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的圈子里，史官修史的目的服从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并且很可能是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而撰写。二十四史是按照王朝体系划分的，除了一些为封建殉道的节妇、烈女外，几乎看不见民众的影子。这种史观在晚清学者身上仍然存在，不仅使我们看不到晚清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下层史的位置，也给我们今天探寻下层史造成了资料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忽视民众史的不足，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范式上，下层史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分析模式中，普通人只是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来叙述的，并且构成整个事件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对事件史的探讨，这种分析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模式下的民众史，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完整的)下层史，民众只不过是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史的需要，相反，对于那些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广泛存在的未知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还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或革命运动史，而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又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了“农民领袖史”，于是，中国革命史(旧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走人了一个怪圈：“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②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也曾经存在过，早期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③，这种下层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运动史联系起来了，老百姓的观念、信仰、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等重要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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