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蓟镇总兵官考略网(2)
2014-01-14 01:32
导读：三、对蓟镇总兵官的认识 1、通过对蓟镇总兵官的考证，可知自永乐至崇祯年间，蓟镇总兵官共有60余人。从籍贯方面来看，这60多位总兵官中，来自蓟镇本
三、对蓟镇总兵官的认识
1、通过对蓟镇总兵官的考证，可知自永乐至崇祯年间，蓟镇总兵官共有60余人。从籍贯方面来看，这60多位总兵官中，来自蓟镇本地的有13人，来自陕西的有12人，来自京卫、密云的有7人，来自宣府、山西的有7人，来自辽东的有4人，来自山东的有2人，其他还有来自宁夏、蒙古、河南、江苏以及籍贯无从考证之人。
他们主要以这样几种方式被委任为总兵之职。一是因功被提拔重用，如陈景先、王、宗胜、胡镛、李铭、萧升、祝雄、郭琥、张臣、王保、尤继先、张国柱等，这些人大都起于行伍。二是出自于武科，主要有周益昌、孙祖寿。周益昌“嘉靖初起武科，升备御都司，习吏事”；孙祖寿“万历中举武乡试，授固关把总”。三是以世荫累迁总兵，有阮兴、刘渊、马永、戚继光、董一元、萧如薰、张承荫、李怀信等。据明万历《卢龙塞略·镇守名将》载：阮兴，世荫起自千户。刘渊，山海卫佥事刘刚之孙，自三河黄花镇守备入坐显武营。马永，袭父官，正德六年流贼起，督战功升都指挥同知。十年守备遵化，明年虏入马兰峪塞，杀参将陈乾，以永为参将，守太平寨。十三年升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治三屯营。据《明史》载：董一元，父，嘉靖中为宣府游击将军，俺答犯滴水崖，力战死，赠官锡荫，春秋世祀。一元嘉靖时为蓟镇游击将军，隆庆初迁副总兵，万历十一年以都督佥事为昌平总兵官，寻徙宣府，十五年徙镇蓟州。萧如薰，万历中由世荫百户历官宁夏参将，守平虏城。李怀信，由世荫历都指挥佥事。张承荫为名将张臣之子，“由父荫积功至延绥副总兵”。戚继光，世登州卫指挥佥事。另外比较特殊的有杜松，其兄杜桐由世荫累官，而杜松由舍人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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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总兵官的卸任也各不相同。有战死沙场的英烈，如杜松、张承荫，“松兵大败，松与梦麟、宣皆殁于阵”；万历四十六年“张承荫战殁”。有苦心戍边、卒于职守的总兵，如陈景先、阮兴、祝雄等。有被罢免后落魄而终者，如戚继光、萧如薰、尤继先、孙祖寿。有因功得以升迁者，如王、温和、刘渊。有调离改镇者，如董一元、王保均改镇辽东，而郭琥的调离则是为了加强戚继光的权力，这在《明史·戚继光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有正常卸任而归的，张臣因病而去，周益昌、萧升、马永“卒赐祭葬”。还有一批庸才之辈，各有不同的结局，如杨四畏、欧阳安、李世忠、李广、孙膑、胡镇等，“会朵颜长昂屡扰边，蓟镇总兵官杨四畏不能御，乃调四畏保定，而徙（张）臣代之”；“欧阳安以庸劣当，每虏大举，闭户而已，惟依权势冒任，时号为草包，下狱论死，请归，逮下锦衣狱”；“李世忠身为大将手握重兵，本非御侮应变之才，徒为喜功夸诈之计……奉制： 降二级听用，随卿为民，世忠发遣”。尤其特别的是，孙膑居然被胡镇害死，“孙膑，以昏黩时有混沌之号，但为胡镇陷死，人亦怜之焉”。而吴国俊、陈国威则因清兵入侵京师失事，与众多文武臣僚一起坐罪，“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
2、通过对蓟镇总兵官的考证，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明代重文轻武的现实。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发展的时期，其突出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与文官制度的相辅相成。除明朝开创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武将逐渐因军职冒滥等为世所轻，从而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成为绝对优势。清光绪《永平府志》记载：“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48]《明史》载：“当是时（洪武时期），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49]而《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记载的更为明确：“天下政事，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势也。”[50]特别是在对待边镇武将上，明代多以文官为重要对象，遏制武将势力，以避免类似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明代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武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此外，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子承父业，这种“世荫”形式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需降级。明代武官大多是粗通文字，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正是长期以来文官制度为上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正是文官集团所期望的结果。武将既然大多属于一夫之勇，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由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各边镇的武将则要接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巡按监察御史等各类监察官，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用以及补给、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总督除了督理军务外，同时兼理粮饷，整个军队的给养问题都由总督操控，而武将自己组织和后方勤务则根本不予以考虑，故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倾轧表现得尤为突出。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里比较不同寻常的当属戚继光。他作为一名武将，之所以能在戍守蓟镇中功成名就，除了自身的卓越才能外，更得益于总督谭纶的支持。谭纶虽为文官，但沉毅知兵，并且在南方抗倭时与戚继光已交往甚多。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谭纶、戚继光练兵，“诏征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隆庆二年五月，戚继光被“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然“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诸将多观望，宣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戚继光在镇16年，“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把蓟镇内的其他将领调离，以免遇事掣肘，同时谭纶又建议该区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监察，后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在皇帝朱批“和衷共济”的前提下，把监察官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同时，戚继光在训练中也有权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等。然而这样的景况非常短暂，明代后期的长城防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边况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