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与宋代政治(3)
2014-02-14 01:27
导读：此外，据陈峰先生的研究，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联姻的现象(北宋九朝皇帝历17位皇后，除真宗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刘皇后外，其余
此外，据陈峰先生的研究，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联姻的现象(北宋九朝皇帝历17位皇后，除真宗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刘皇后外，其余14位均为将家女；北宋诸公主所嫁对象28人，明确为将门出身者16人，文官后裔4人，外戚子弟3人，其余5人不详)。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武将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嗣帝王所沿袭。既然后妃多来自将领家庭，皇帝们一般不会再允许壮大后妃的势力了。宋朝文官们都很明了皇帝们搞平衡的心思，约束、阻止后妃擅权成为他们当然的目标和几乎完全一致的选择，甚至个别帝王违背这一传统他们也要坚决抵制。如孝宗时钱端礼利用符离之败后孝宗在战和问题上的摇摆，附和汤思退以主张对金妥协议和取得孝宗信任，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闚相位甚急。”由于端礼乃是皇长子的老丈人，“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不可任执政，不报，迁太常少卿。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皆坐绌。”此时有一刑部侍郎跳出来为端礼张目，“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可以说是一个文官团队以坚定维护祖宗成宪为理由成功阻止了外戚利用皇帝的一时糊涂当宰相的企图。在两宋上，包括文官担任枢密使、宰相后来逐渐扩大过问军事、的权力，都是皇帝有意要形成的格局。只有这样，赵氏的江山才十分安稳。
第四，宋代内忧外患多，且经常威胁到王朝生死，造成手握最高权柄者压力极大，换言之许多时候做皇帝(或分享皇权)并不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后妃们不容易对最高权力产生多少野心，甚至只能选择与皇帝同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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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宋代崇文，不但文人士大夫尚文蔚然成风，皇帝也多有之能力或情趣；而宋代后妃多数来自统治阶级中上层，也较有家庭教养乃至文化和艺术修养。我们看看史料的记载：
太祖贺皇后“性温柔恭顺。动以礼法。”王皇后“恭勤不懈，仁慈御下。”“常服宽衣，佐御膳，善弹筝鼓琴。晨起，诵佛书。事杜太后得欢心。”
太宗李皇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真宗生母李贤妃是太祖“闻妃有容德，为太宗聘之。”
真宗郭皇后，“谦约惠下，性恶奢糜。族属入谒禁中，服饰华侈，必加戒勖。有以家事求言于上者，后终不许。兄子出嫁，以贫欲祈恩赍，但出装具给之。上尤加礼重。”刘皇后虽生平较为坎坷，但“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闹事有问，辄傅以故事以对。”她在仁宗初年临朝称制11年，受到仁宗的高度尊敬，“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她还重视使仁宗能受到良好：“后称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
仁宗曹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白书。”作为仁宗之妻她患难与共、作为英宗母亲她“慈爱天至”，临朝称制一年她紧密依靠宰相臣僚，“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日‘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她救苏轼之举，突出显示了她对苏轼这样的艺术大师的爱护和尊重。“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豫中为之，谓帝日：‘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日：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太后亲近、理解、保护文学艺术大师的佳话之一。杨德妃“端丽机敏，妙音律，组钏、书艺一过目如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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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高皇后，由于在政见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利用哲宗初年柄政9年之机会一反王安石之作为，对外弃“不毛之地”换取与契丹的和平，抑制外戚、恩悻，“朝廷清明，华夏绥定。……人以为女中尧舜。”应该说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极为敬重、依靠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这些“知名士”。同时，她也是苏轼的知音之一。哲宗元祐二年，苏轼以翰士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
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日：‘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日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这是在封建正史上能读到的太后、皇帝和著名文豪相知相敬的最为动人的事例之一。此事也典型地说明了宋代帝后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他们的价值观念。
命途极为坎坷的哲宗孟皇后“性节俭谦谨”，被高皇后称为“贤淑”，后极受高宗孝敬。
徽宗郑皇后“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有异宠，徽宗多赍以词章，天下歌之。”徽宗韦贤妃(高宗生母；后谥为显仁太后)“聪明有智虑”，“性节俭”：安妃刘氏很受宠爱，“天资警悟，解迎意合旨，雅善涂饰，每制一服，外间即效之。”
高宗吴皇后，“后颇知书，从幸四明，卫士谋为变，入问帝所在，后绐之以免。未几，帝航海，有鱼跃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鱼之祥也。’帝大悦，封和义郡夫人，还越，进封才人。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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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谢皇后，“性俭慈，减膳羊，每食必先以进御。服浣濯衣，有数年不易者。”宁宗杨皇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竞立之。”她们和皇帝、文官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和志趣，沟通容易；文官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一般不和她们相冲突。何必干预朝政呢?
总之，宋代皇家软硬兼施，成功约束了后妃的活动，使绝大多数天子都显得“齐家”有方，从而对官员的“齐家”和活动的相对规范，对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拥有相当宽松优容的背景，发挥了明显的正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