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上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的“德治”(3)

东汉的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比较成功地处理了西域诸国与东汉政府以及西域内部各间的关系，使西域各民族(政权)与东汉政府结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为西域与内地的、交流营造了畅通的渠道和良好的。《后汉书·班梁列传》载：“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谈到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时，用“宽小过，总大纲”6个字加以概括。“宽小过”，即对各个民族的不同利益要加以照顾，对因局部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要采取协诃、疏通的办法，而不能采取强制、胁迫等激化矛盾的手段；“总大纲即在对待涉及整个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则要旗帜鲜明，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这里，班超提出了一个协诃内部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即求大同，存小异，照顾不同民族的特殊利益，维护民族整体统一、稳定的重大策略原则。

(二)绥之以德，抚丸族以仁。

汉代，王莽篡政时期一反传统的联盟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各种歧视政策。收回函议政府授予各少数民族的印章，还用侮辱性的称谓来称少数民族并强行取消他们的自治权。结果，引起了各少数民族普遍不满和反抗。五代十国是古代中国“以德治国”最弱的时期，五代十国”4个字眼，正是国家四分五裂的代义词，也是南北对峙各代各国竞相割据争夺的代名词。五代十国国家分裂的原因正如学家范文澜所说“五代时，完全破坏一武夫们分裂成毫无粘性的无数碎片，组成的朝廷，坏到固然很快就消灭，偶有较好的同样不免被劫夺，统治阶级丑恶到如此地步，就无法得到安定。”

与此相反，唐代太宗年问“抚九族以仁”，实施“绥之以德”的“民族自治”策略，创造了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德治实践。唐太宗摒弃以武力镇压少数民族，主张实行团结安抚的政策。当益州奏报僚人反叛，要求派兵镇压时，他认为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掠，不能当作反叛，如果地方官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决不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贞观政要》载太宗日：“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人……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九夷重译，相望于道。”从而营造出“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新局面。唐太宗还从民族融浩、稳定的高度论述了民族平等的重要性。他说“夷狄亦人耳，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疑异类。盖德泽恰，则四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JJEtt：“德泽恰”，即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绥之以德，则汉夷各族团结融浩，犹如一家；“猜忌多”，互不信任，歧视侮辱，则只能造成仇恨和冲突。因此，他在自己成功地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一在唐王朝的开明政策下，主动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亲戚加君臣关系则沿袭成风。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着首领松赞干布。唐太宗死后，高宗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吐着赞普弃隶洮赞，长庆元年(821年)，唐朝与吐蕃会盟，建立了“长庆会盟碑”。这块称颂“社稷如一的石碑至今仍然保存在拉萨大昭寺。

三

人类的道德文化提供估价人类行为的范畴和标准，道德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既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又是人类行为的指针，这对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德治”民族关系理论和实践为人类的道德文化提供了优秀的道德范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一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

中华民族崇尚爱国主义，这是“德治民族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内容。所谓的“大一统”观念源远流长，在封建社会里，“奉中原正朔”是华夷无别的。元朝和清朝，是北方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一统天下”，都在中华民族“正史”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清雍正皇帝撰辑了一本《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可以和舜、文王一样舍法地做中国的皇帝。二是民族关系内部矛盾的调整处理上正确坚持“德主刑辅”的原则。从先秦开始用道德与两种根本手段，更提倡用“德”治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从汉代开始，“德主刑辅”思想在处理中国多民族关系方面和治国理念中更加深人人心。董仲舒使德教为先和“德主刑辅”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思想此后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承袭了这一思想，如王充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刑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丘睿的“礼教刑辟交相为用”；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发展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关系．与统治阶级施行德刑兼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三是各民族共同体认为政者必须是一个德性高尚的人。德性高尚，注意修身、齐家和治国的统一，要“推己及人”，选择各民族德性高尚的人，从而能够帮助其他民族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必要时能够尽忠献身。民族关系中的“道德”必须身体力行，主体民族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为各民族做出表率。就认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四是注重德教特别是重视道德感化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作用。道德在改善民族关系、协调人际、维护统一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认为“爱民为大”，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夸致期谓之贼。认为人多，要使富之，然后教之，要在富民的基础上施教，道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以德治国”具有了各民族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约束的一种力量。应该说，在各族人民共同体认的“德治”观以外，还存在着每个民族自我认同的传统道德观，它是每个民族中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们同样便对其他民族都具有某种影响。中国主体民族重、重家庭、重群体，各少数民族普遍保留着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和热情好客和待人以诚等传统美德。因此，中国少数民族的道德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又有曹苹明的民族个性；在不同基础结构上的道德习俗的差异性虽然十分突出，而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道德习俗的趋同性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