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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3），第141-142页。）。3月20日，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狂飙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江南地处风暴的中心，“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注：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页。）天国的将士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间天堂”，但它掀动的大海波潮退去后，留下来的却是1种难以复原的历史变动。
生灵涂炭：人口曲线上的罕见低谷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710年•太平天国》的“卷首语”中写道：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1个典型“3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1个梦想中的“小天堂”。1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唐教授用“死人无数”4字来形容这场大悲剧，至于在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教授没有说。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躏最惨的地区。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战场几经易手，争夺极为惨烈，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就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绪6年(1880)编纂的《广德州志》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奇祸”： 自庚申2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4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5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10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310余万，贼去时，遗黎6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注：光绪6年《广德州志》卷60，第25页。） 短短5年间，广德县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说是“奇祸”1点也不为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非都直接死于战争，可能更严重的还是间接地死于战争。所谓“间接”，是指因战争而导致的灾荒使大量的人口饥饿而死，或者因大灾之后瘟疫流行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许多战区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过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还有1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乱而背井离乡，使人口锐减。 广德县的“奇祸”只是1个缩影，那样的悲剧同样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据中国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徽州首县歙县在太平天国期间人口至少减少了1半，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自传证实：在整个徽州府，人口急剧减少并非个别的现象。他曾于1865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1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他吃惊地发现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换句话说，幸存者只有原来的1/5。在歙县以北200里的南陵县，受曾国藩委派负责当地善后事宜的1位士绅提供的报告称，他的族人幸存者仅1/4。1851年，浙江人口约为3000万，乱后10年，即1874年，已不足1100万。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国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1份目击者触目惊心的记录：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1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1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10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103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105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1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1。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1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屠场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必然与最近这1次（指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总是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1般说每百人中仅有3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4百和尚，乱后仅310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冯•李希霍芬男爵：《浙江、安徽省书信》，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据自己的访问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描述就更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沉重份量。 其实，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江苏省的很多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1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人丁数1830年时分别是341万和26万，到1865年已分别减至129万和14万。江苏西南高淳县的人丁数1837年时为188930，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战前人口超过70万，战后城中仅剩3000人，4乡仅有3万人。浏河县1781年时已有32万人，到战后的1882年犹不足12万；溧水县1775年时已有23万人，到1874年已不足4万。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10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曾经人满为患的苏南如今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繁华随之化作了昨日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1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所写的《苏州旅行记》为我们提供了1位亲眼目睹者的真确记述。在这篇游记中，他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1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1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4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注：呤＠①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这段近乎白描的写实文字比数据更具象地外化了内战的狂飙过后苏南地区的死寂景象！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1个谜。1883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为5000万，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现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重新进行估算，有的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有的学者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5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4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注：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太平军在1定程度上同情穷人，有时甚至宽容富人，而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则坚决主张将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说广西（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1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湘军和淮军除了1再上演这样的兽行，还在安庆、苏州、天京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 大移民：废墟上的新主人 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3分之2”；浙江1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至112366顷；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1府1州，不下数百万亩”。换句话说，江南地区战后已化作1片废墟。 然而，这些地方1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田地的大量抛荒势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当政者的首要急务。而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保证。由于战争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损失，而巨量的人口损失又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奇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与劳动力奇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招垦”成了唯1的选择。朝廷1而再、再而3地下令招垦，地方上的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垦荒。如安徽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1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尽管朝廷和地方当局都以招垦为要务，但最初并不顺利，所谓“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战后长江下游许多地方的人口移入的确是1个逐渐进行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移民耕种稻田能力的制约，每人1般很难超过23英亩（1210亩）；也有垦荒资金的限制，长期抛荒的土地需要垦复，对幸存的1贫如洗的田主和初来乍到的移民来说，垦荒所必需的资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当然，还有新移民对地权的疑虑：前来垦种荒地的人都是1些穷苦农民，他们希望自己垦种的荒地成为自己的财产，但荒地中绝大多数都有“原主”，如果这些原主还在，新移民们知道这些荒地将来不可能成为他们自己所有，自然不肯“赔贴心力，代人垦荒”了。为了打消垦荒者的疑虑，从1869年起，主持江苏垦务的官员特别订立了1项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3年之后再交粮纳税。”浙江严州当局则规定，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3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果遇到投机取巧的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以后，再向政府呈报，当局将他进行处罚，即把他所耕种的田亩的1半罚归垦户所有。这1类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垦荒者的合法权益，使响应政府的招垦令而前来垦荒的人有机会成为荒地上的新主人。对于新移民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受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1批又1批移民开始从湖北、湖南、河南和苏北等地，从4面8方翻山越岭涌到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建立新的家园，由此出现了江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湖北1些县整村整村的农民蜂拥而来，希望能耕种无主良田，占有无主的好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垦”的现象，譬如湖州就曾闹出了“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应者寥寥”，自是另1番气象了。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260万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湖北和苏北，外省移民约占100万；浙江省大约接纳了132万移民；安徽接纳的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地区接受的移民人口约为136万，皖北地区接受的移民约为128万。 皖、苏、浙、赣4省1向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地少人多，长期以来只有向外移民，极少向内移民。但太平天国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大逆转，在1派废墟上1下子冒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战后的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力军，他们对江南城市和乡村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新移民的到来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移民们明白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常常强加条件，有时甚至采取威吓手段；解甲的士兵和移民中的雇农对农村的太平安宁是更大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地权为焦点而日趋激化的土客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从4面8方涌入的新移民往往成群结队，他们反客为主，有恃无恐地“择其屋之完好者距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由此造成了“有主之业，百不获1；侵占之产，10居其9”的既成局面。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为争地权而发生的械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1火延及数10家，1斗毙及10余命”已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移民的强悍蛮横导致了土著异常的不满，他们往往团结起来，与移民展开肉搏。1883年，浙江北部就曾发生过土著屠杀成百外来移民的悲惨事件。还有1些是因为土著对移民的成见而导致的冲突。苏南地区的土著对来自两湖地区的移民就存有深深的敌意，因为太平军战士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两湖地区的农民。但自两湖地区及河南1带来的移民是政府出面组织的，土著有怨气，却也没有办法。矛盾因此而越积越多，越积越深。当时有人曾作《田亩记》，其中提到招垦1事时说：“小民生计，上（指政府）安能尽为代谋？招之自下，顺民情者，主爱客；招之自上，倚官势者，客压主。或占种而不顾，或负租而不还，垦辟以后，擅予他人，取其天赀，田主不能过问。……若初垦之时，斗狠强夺，受害之状，官弗见也；既垦之后，起征潜逃，代偿之，官弗闻也。至于显而争讼，隐而诱窃，强而劫略，弱而逃逋，遭累更不胜言。”（注：光绪8年《宜兴荆溪新志》卷3，《田亩记》。）这是政府招垦所带来的弊端。移民的“斗狠强夺”当然不是政府所能容忍的，说政府不闻不问，有点言过其实，但移民也成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和国赋的实际承担者，因此，政府有意无意地规避土客之争，也是事实。总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如何调停土客纷争，是地方当局痛感棘手的社会难题。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1877年以后多次上奏朝廷，说即使以推迟经济恢复为代价，停止移民也是持重的措施。可见，当时大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太平天国失败后，从各地迁入江浙皖赣的移民人数已经不少，但远没有达到饱和的地步。与这些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遥远。为了缓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苏南1位开明的绅士赞同购买西方农机和拖拉机，用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两江总督刘坤1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1份奏折中指出：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与此相对应，原来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却出现了“垦种乏人”的尴尬局面。这个残酷的现实，1方面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曾经给全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另1方面又势必导致土地的严重贬值，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原来值4万铜钱1亩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80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土地贱卖乃成为必然。同治后期，江南因“荒田垦种乏人”，土地贱卖就10分普遍。当时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土地的贱卖，无疑又给新移民们提供了1个拥有“恒产”的难得机会。于是，在太平天国的硝烟散去的时候，出现在江南废墟上辛勤垦拓的新移民们开始东挪西借置业购产，为拥有1份属于自己的产业而奋斗。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们在江南“田亩经界，改变旧形”的间隙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1小块土地，成为“江南小地主”。 与所谓的“江南小地主”相比，由移民引发的另1种经济变动则更具有时代性。曾经因战乱被逼入条约口岸的官绅、地主和商人，他们在条约口岸立足、发展之后，又会从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掏出1部分闲置的钱款重返乡下，购置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田产，并以在条约口岸学到手的经营理念进行面向市场的开发，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摇身1变而为“工商地主”。譬如，江苏、皖南本不出产蚕丝，战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蚕丝的市场需求迅速放大，这些地方“往往辟良畴接湖桑”，大力发展蚕桑种植业，获利丰厚。另1个方面，随着条约口岸的快速兴起，那些生成于特定时势之中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江南小地主”，面对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他们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说包含着冲击和诱导双重意义，拥有地权的小地主因为更多的经济自主，会比寻常租佃关系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做出积极的回应。刺激和回应，把他们同近在咫尺的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们在开始进行面向市场的经营和开发，这种市场导向使商品性农业在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又势必导致小地主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赖市场。于是，战后的市场经济日益趋向活跃，由此又形成了另1种类型的“工商地主”。许多小地主由农产品贸易致富，19世纪后期的南浔镇以买卖蚕丝起家而“家财垒聚，自数万至数百10万者，指不胜屈”。可见，因发展商业性农业而发财的小地主，在战后的江南已不是少数。 太平天国战后的大移民，以及从他们中涌现出来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壮大，逐渐填补了由旧有人口在战争中的过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间。他们在废墟上重建江南，并在这种重建的过程中成为江南的新主人。 苏杭的衰落：两个城市与1个时代 太平军战事对江南的浩劫性破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的衰落了。 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处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