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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西藏_历史学毕业论文

2014-06-18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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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危机重重,如何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1,是孙中山必须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民国建立后,针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5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3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1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之后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同时,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孙中山/西藏/5族共和/3民主义/铁路
【正 文】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3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1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1,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1。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5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10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3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1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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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民国肇建,倡导5族共和,为稳定西藏筹谋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1步扩大,值此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风雨飘摇中,西藏地方更大的危机随之到来。英、俄、日等国也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我国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我国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以之作为交换,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1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英国则趁机加快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并在拉萨培植了亲英势力集团,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清廷面对西藏的情势,于1909年6月,令川军3000人调发西藏,进驻拉萨。达赖则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到达印度,清廷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致使双方矛盾激化,为英国进1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1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1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1人。是曰民族统1。武昌首义,10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1,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4至。是曰领土之统1。”(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多民族统1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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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是纷乱杂呈,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借机发布“驱汉命令”,使得拉萨地方“人心惶惶,谣言4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4种》[C],第146页)从中也可以看出,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和猜惧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的暗中挑拨和唆使,直接影响了藏族对民主革命的看法,加之,驻藏川军趁乱为祸,使得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造成藏人恐慌,英人则趁机怂恿煽动西藏军民围攻驻藏川军,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4种》[C],第80页。)“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注: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4种》[C],第139页。)西藏叛军欲借汉藏冲突来达到分裂的目的。
与此同时,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并直接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蒙古、西藏地方形势岌岌可危。而蒙古、西藏地方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历史因素的关联,在政治上又互相影响,1方的变乱会影响到另1方的安定。因此,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稳定西藏局势,维护国家统1,就必须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团结,妥善解决西藏、蒙古问题,争取西藏、蒙古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这对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为此在民国元年做了大量工作。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5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1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发布公告,号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1家,相与和衷共济”。(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页。)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1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1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5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210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1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5人,青海选派1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221页。)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辞退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7条”等条例,包括有“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1定程度上融洽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5族完全领土为1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5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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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形势日益险恶。蒙、藏两地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谣言纷传,使得西藏局势进1步趋向严峻。因此,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及与此相关的蒙古问题已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5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1些措施,包括派4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但是,西藏及外蒙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第3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时,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1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在与袁世凯第5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此书认为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8次谈话。)在与袁世凯第7次谈话中,袁氏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1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1、速颁待遇西藏条例。2、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7-428页。)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102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2页。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在外蒙危机日甚之时,1913年1月30日,孙中山在外地致电北京政府,谈及筹藏办法时,电文所称与此内容相同,可参阅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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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为袁世凯所认同,对民国元年北京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1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事实上,1912年9月以后,北京政府也加强了宣传5族共和的力度,制定实施1些政策,多方设法表达对达赖的慰问,争取政治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本人也不希望看到西藏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在闻知北京政府颁布《待遇蒙古条例》,又于1912年9月正式颁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后,达赖有所触动,立即致信贡桑诺尔布,表达内向的意愿,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契机。不久,北京政府又发布恢复103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并派专员商办西藏事宜。这些措施使得西藏地方开始转变立场,并与中央直接接触,寻求问题的解决,西藏局势开始趋向缓和。
2、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解决问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举国呼吁下,于1912年5月派4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令其率兵赴藏,滇军蔡锷部出兵配合;同时,也认识到西藏问题主要为英国1手挑起的,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配合”,袁世凯又令外交部接见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西藏事务,希望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同年9月,川滇军作好入藏部属后,袁世凯仍希望与英国“外交”交涉。但是,在英国压迫下,袁世凯出于个人目的,放弃西征,专志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失去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为以后英人设定的阴谋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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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1方的变乱会影响另1方问题的解决。在民国元年,西藏、外蒙的局势险恶异常,沙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妄图把外蒙彻底分割出去。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所以,立即分别致电袁世凯、参议院,云:俄蒙之约万不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有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481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又发表全国通电呼吁政府及国民反抗俄国侵略。举国上下1时征俄征蒙言论沸腾,北京政府也宣布不承认《俄蒙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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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政治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的政策贯彻到底。
此外,为了利于西藏问题的处理,孙中山又主张北京政府宜对有关蒙、藏新闻进行管制,因为蒙藏情形传闻甚多,“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日报告政府1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其目的是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避免民众情绪过激而影响问题的解决。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1个机会,4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针对民国肇始,“惟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对民国政府颇有疑惧的心理,孙中山认为解决之策在于宣扬民族平等团结,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所以,孙中山利用北上的机会,于1912年9月,广泛与各界群众见面会谈,发表演讲,反复强调5族共和,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建国家。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1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1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之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5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孙中山抓住出席各种欢迎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5族共和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藏族同胞的殷切希望,希望藏族群众了解共和之真理,欢迎藏族领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消除疑惧心理,增进西藏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5族共和说己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5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5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己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5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5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5族共和之幸福”。(注: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5族共和之真意,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5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5族共和。”(注:朱绣:《西藏610年大事记》[M],1925年铅印本,第58页。)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信中指出:“西藏为我5族之1,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注:2史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Z]。)9世班禅大师在内地期间,也曾经常宣传5族共和,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1。这些都说明5族共和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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