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_历史学毕
2014-06-15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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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
社会学家认为1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1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1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1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1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1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1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
帕森斯认为，第1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1波新力量。此第1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1部分，这是社会的第1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2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3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4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4种变迁。
2 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1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1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1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1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1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3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2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1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1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3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
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3亿5千2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3亿9千5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8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1，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3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1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3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2，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3，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6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3分之2)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4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4，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1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
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4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1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4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
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3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1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1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2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3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1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3类学科。此1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3级：第1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2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3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3年1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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