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_历史学毕业

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是1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不过，以往的相关论著主要侧重从妇女政策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前期从隔绝男女到恢复家庭生活的演变脉络，尤其聚焦于男女分营（馆）制度、合挥制度，但对其具体演变过程的考察过于简略，并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些比较敏感的史实，对后期的情形也较少涉猎，缺乏系统的研究。关于男女婚配和相互交往时所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太平天国1直有着比较具体的解释和规定，体现了洪秀全独特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并在实践中对太平天国的政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尝试按照上述思路，就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进行前后贯通式的考察。民间的情形不在本文考察之列，但在必要时仍对1些相关史实略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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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正式颁布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内有部分文字涉及到男婚女嫁之事。该文献宣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否定了买卖婚姻，设想由国库负责每家婚娶时的1切开销，采用统1的标准，即给钱1千文，谷1百斤，强调“用之有节”，反对铺张；同时突出了政治色彩，规定婚礼上必须举行祭告上帝的仪式，“1切旧时歪例尽除”。太平天国所拟定的婚礼专用奏章格式如下：

        小子（小女）ΟΟΟ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子（小女）ΟΟΟ迎亲

    嫁娶，虔具牲醴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小女）ΟΟΟ家

    中吉庆，万事胜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

    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①]

    《天朝田亩制度》以16岁（含16岁）作为男女分田的年龄杠，但对男女的法定婚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同期颁布的1份通告中，太平天国郑重宣布：“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1夫1妇，理所宜然”[②]，明确提倡1夫1妻制。

    不过，上述规定仅仅具有象征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却严重脱节，而且也不是1概而论。首先，早在金田起义之时，太平军就划分男行女行，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规定除洪秀全和后来被封为王爵的杨秀清等人外，1律严别男女，即使是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更是无从谈起。其次，1夫1妻制仅仅针对广大官兵和老百姓而言，至于首义诸王，从1开始便实行的是多妻制。以洪秀全为例，他在1851年春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后又逐年增加，最终达到了88个。   

    金田团营期间，鉴于各地会众都是举家举族参加起义，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洪秀全特意在金田颁布5大纪律，其第2条便是“别男行女行”[③]。严别男女、拆散家庭适应了当时流动作战的需要，为金田起义从星星之火转变成燎原之势提供了便利，无疑具有它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在拥有了大片版图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中枢并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加以变通，相反，却执意要将这种应急举措1直延续到平定天下以后，并且还将之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得其境内的所有城市均无1例外地变成了1座军营，从而走向了极端。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不准私藏在家，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④]太平军通常占据民房宿营，俗称“打馆”。在此意义上，男馆、女馆亦称“男营”、“女营”。民女入馆后，“无论老少，呼曰‘新姐妹’，聚210余人为1馆，老姐妹辖之曰牌长（职同两司马，受辖于卒长，引者按）。老姐妹者，广西女人也，亦不论老少。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谓之女营，分前后左右中为5军。军置女军帅1，亦广西女人为之；女巡查1，则男贼也”[⑤]。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1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于从事削竹签、搓麻绳、挖壕沟、盘粮等后勤劳务；善女红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与女馆相比，男馆在军帅之下仍设师帅、旅帅两职，其成员则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男子，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还随时奉调出征；后者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担煮饭、打更、放马、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

    在不允许夫妻同居和暂缓谈婚论嫁的背景下，为了整肃军纪，太平天国特别强调严男女之大防。《天条书》专门就第7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的定义作了注解，强调“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⑥]。太平军《定营规条10要》第5条也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⑦]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7天条否，如有犯第7天条者，1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⑧]。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凡犯第7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⑨]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强奸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1律属于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出于以儆效尤的考虑，对老兄弟量刑尤重。“点天灯”是太平天国的1种酷刑，专门用来处决犯有重罪之人，具体方法是将犯人从头到脚缠上棉纸，再浸泡麻油，涂上松脂白蜡，倒悬后活活烧死。

    对于卖淫嫖娼现象，太平天国尤为深恶痛绝，明令取缔娼妓。早在定都初期，太平天国便在京外颁布1份以“革除恶习，禁遏浇风”为主旨的告示，内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1，宣布“娼妓最宜禁绝”，严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1夫1妇，理所宜然。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1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⑩]后来，洪秀全还明确地将娼妓划为19种“生妖”之1。

    对于官兵与民女之间的正常接触，太平天国也严加防范。前引告示便专门谈到这1问题，内称官兵有时候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防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11]

    男女亲属之间正常的走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使之成为男性的1块禁地。男子即使赴女馆探视自己的家人，也1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有1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12]。这与太平天国官方的陈述10分吻合。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就此明确规定道：“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13]

    这样1来，男女关系便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几乎令人谈虎色变。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除了出于适应战时需要的考虑外，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也有着很大关系。

    当年，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愤慨，科场连番失意的洪秀全深为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1书的内容所打动。他痛感世道人心之堕落，便将作者梁发那1番引起他共鸣的“良言”奉为劝世、救世的真理，呼吁世人淑身淑世、正己正人，视道德自省方式为重建古代大同社会的途径，进而从1名眷念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1位悲天悯人的宗教说教家。在洪秀全所严正批判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中，男女淫乱便是其中之1。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淫业10分兴盛。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14]。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1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15]洪秀全将“淫”列为6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淫乱的敏感和憎恶程度。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策下，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期间，还做出了诗斥6乌庙这1惊世骇俗的举动。6乌庙坐落在赐谷村附近的6乌山口，相传曾有1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互对山歌，两情相悦，然后双双殉情；当地人纷传两人是得道升仙，便立像祭祀，尊奉其为6乌神。洪秀全则认为，这对男女本非夫妻，“淫奔苟合，天所必诛”，所谓得道1说过于荒谬，便作诗斥责道：

                     举笔题诗斥6乌，该诛该杀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1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16]

事后，“迷信的土人，哗然鼓噪，纷起反对，几闹出大事”[17]，可谓1石激起千重浪。6乌庙的传说原本是1个凄婉伤感的爱情故事，而洪秀全却由此“乃悟广西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18]，流露出他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误解或偏见，以及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的偏执心态，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时下污浊的社会风气。起义立国后，洪秀全又进1步将这种思想制度化。

    客观地说，严别男女政策有其积极的1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又在1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广大妇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1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19]。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20]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起初，南京城里的妇女人人自危，不少人为保住名节而纷纷自尽，旋见太平军“但掳掠而不奸淫，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21]。这对稳定民心、迅速控制局面不无帮助。

    但是，上述现象仅是相对而言。事情的另1面是，隔绝男女政策无论在军中还是民间，都曾经引起极大的心理反弹，并由此触发了1连串令洪秀全等人预想不到的问题。

    南京城男女分馆的命令是于1853年3月22日——即太平军完全占领该城后不到3天——颁布的，“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全城居民1时人心惶惶。情急之下，“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这的确是1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有1家数10口者，有同居34姓者，望衡对宇，烈焰日夜不绝。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拥挤莫辨。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归自尽者连日未休”。[22]

    与民间的极度恐慌和过激反应相比，太平军内部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也在日渐滋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太平天国的隔绝男女政策毕竟不合人之常情，同时也缺乏最起码的人道。因此，尽管法令森严，动辄得咎，但铤而走险者仍然不乏其人。《天情道理书》就此透露出1些相关信息。该书重申“现下残妖尚未灭尽，成家合好尚未及时”，许诺1旦“扫尽妖氛，太平1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我们1班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偕”，规劝广大官兵“各宜坚耐心肠，勿因夫妇1事，自图苟合，不遵天诫，以及奸淫营中姐妹，大犯天条”，并以梁郭溱与妻子韦大妹屡次私行合好、功勋谢3奸淫营中姐妹为例，正告“自1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23]据末句分析，自金田起义以来，夫妻冒死同居的事件1直时有发生。

    与梁、谢两案相比，同期发生的陈宗扬、卢贤拔事件震动最大，1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对此也有所耳闻。1854年3月2日夜3更时分，东王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召集各官，下令锁拿镇国侯卢贤拔和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并立即亲自逐1审讯。陈宗扬供认曾与妻子谢晚妹私合过45次，但否认曾对别的姐妹动过邪念，直至天父（杨）厉声逼问，才承认“果起此心，犹未成事”。卢贤拔也如实招认曾与妻子犯过天条34次。于是，天父当场宣判：陈宗扬夫妇“屡犯天条，已经获罪，又欲诱秽他人，罪无可赦”，1并斩首示众；卢贤拔“身居显职，不知自检，竟致夫妇同犯天令”，姑念其“原有真心对天事主，且自知悔罪，直认不辞”，故赦免其死罪，听候发落。不久，卢贤拔被削去侯爵，戴罪立功，免予枷号游营，算是网开1面。事后，天父还特意告诫众人“切不可学此榜样，自取天诛”。[24]由此不难看出，在太平军中继续推行严别男女法令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局面趋于失控，乃至于天父为了处理夫妻同宿事件，不得不在深更半夜劳师动众的下凡。陈、卢两人都是身居要职的开国将领，仅仅因为与妻子过了几次性生活便被诛被罚，足见当时处置此类事件的严苛程度。

    然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婚的将领来说，他们即便有偷食禁果的念头，也没有陈、卢那样的机会或条件。业已成家的将领也不免对严刑竣法心存忌惮。于是，禁欲主义的氛围，与异姓完全隔绝的环境，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性苦闷，终于滋生出病态的性行为，即同性恋现象。时人写有“狎娈童”1诗描述道：

                     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铜鼓便。

                     招邀游荡两雄俱，玉貌朱唇大线辫。

                     噫嘻！老兄弟带娃崽，甘言诱之娃崽悔。

                     少年莫逞好颜色，城外兵如城里贼。[25]

清军与太平军中均流行着不少隐语，内有1些隐语是通用的，如“打水炮”又作“打水泡”，指奸淫妇女；“打铜鼓”即“打童股”的谐音，指鸡奸。从上诗可以得知，无论是南京城外的清江南大营还是城里的太平军，当时都普遍存在着鸡奸现象。太平军中被鸡奸的对象是那些被收养的男童。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将民间的俊美子弟收为义子、义弟或负责勤务的侍童，名曰“带娃崽”。[26]1些娃崽因此而遭到性侵犯。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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