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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东邻日本神话般崛起与中国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抱着救国救民的意识，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化的知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东渡考察日本的成功经验。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及赴日考察官绅归国后，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作用突出。本文以1900～1928年间直隶省留日归国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留日归国群体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力求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性意义。
本文使用的直隶省概念，系以当时的行政区域为基本范畴。1928年前，北京1直是清代及民国的首都，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直隶，但在地理上，北平与直隶省属于不可分割的1个整体，因此，本文所述事实包括北京市的有关情况。所以选择这1时间段，是由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全国注目，而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人才、企业及金融业也大批南移，对于河北省（1928年由直隶省改称）影响极大，加上此后的中原大战、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内无动力、外无和平，河北省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注：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群体回国后在直隶省区域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前有若干成果涉及到这1课题。如汪婉所著《清末中国对日教育察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熊 所著《近代中国官民日本の 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孙雪梅所著《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以考察中国人吸收日本现代化经验为主题的著作，对清末民初直隶省官绅对日本考察的目的、行程、项目及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熊和孙雪梅的著作，还就这1时期东游官绅回国后在推动立宪运动、司法制度改革、直隶地方自治、教育等方面近代化所做的努力举例进行了考察。然而，直隶省在各方面的近代化成效，并非只是东游官绅群体努力的结果，也包括期间学成归国的留日生群体的作用。单单强调某1群体而不是合力的作用，难以说清历史本相。此外，留学及东游官绅群体对于直隶省工业近代化的作用，上述著作未及讨论应是1个缺陷。在时间上，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于清末，1900～1928年间表率全国。完整地对这1时期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进行考察，综合分析留日学生与东游官绅群体引入新的文化与技术的作用，才能更清楚地发现区域近代化进程的特点与意义。本文的新意则是在众多中、日文资料与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1时期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特征进行完整地、综合地考察。） 1 学养分析与职业分布 近代的东亚，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经历了西方列强要求开放的遭遇。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却仍在“中体西用”抑或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中踯躅不前。1895年，中国在日清战争中惨败。昔日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日战败中经受强烈刺激。如梁启超所言：“吾国4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2百兆以后始也。”[21](p249)由此，“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日俄战争的相继爆发，极大刺激了中国人，在不少以为日本成功崛起在于立宪制度的青年中，掀起了海外留学热潮，赴日留学更是首当其冲”[36]。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挽救民族危机的新希望。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招募到的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以往，是安排日人进入公使馆教习学生。然而这1次，公使裕庚通过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公寺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5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经意间，近代中国留日及考察日本的历史大幕，被13名事实上的留学生拉开了。 1898年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明确提出：经济上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政治上要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法律上要“采罗马及英、美、德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要“废8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上述基本理念却指导着急于改革中国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直接影响着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扶桑留学和对专业的选择。 1898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1项国策确定下来，此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蔚为壮观。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1项重要策略进行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留日学生1般都占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明显多于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45](p595～596)（注：1921年至1926年间，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仅为1189人。同期各省确定的省费学生定额中，留学日本的定额为1075人，也大大高于留学欧美的318人定额。）与此同时，难以计数的官绅人士，也纷纷公费或自费赴日考察实业、技术与教育。 表1：1901～1937年间留日中国学生数量统计表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274 608 1300 2406 7285 7283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6797 5216 5266 3979 3328 1437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 3796 3111 2790 2891 3724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3455 3251 2119 2246 约1000 --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总计 2095 1354 1924 2480 79520 资料来源：[19](p185～186)，[5],[33](p117),[26](p444～449),[23](p73)，关于1906～1921年间留日学生数说法不1，参见：[4](p680),[36]。 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资格限制不严，不需办理护照及留学证书，加上国土相近，同文同种，且生活及学习费用低廉，“日本的教育机关建立了完备的奖学金制度”[36]，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东渡求学。由于来源杂多，公费生与自费生兼具，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梁启超曾言：“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斧资，茹根尝胆而来者。”[22](p732)相比于赴欧美留学生，留日学生的学业素养相对较差。据1935年统计，赴日中国留学生中，本科毕业者仅占11.8%，专科毕业者占12.7%，其余75.5%的人为大专学校的肄业生或中学毕业生。[23](p25)因而，留日学生的声誉及整体质量较留学欧美学生为差，当时人们曾戏言：留学西洋为“镀金”，留学东洋是“镀银”。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压力，使知识群体常常处于1种超快振兴的焦虑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此起彼伏，激进主义的情绪更是如影随形，置身其中的几代青年学子深受感染，也自然影响到他们对专业的选择。如1909年，无论是考入日本第1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进入其他13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均是以医科、药学科、法科、工科为主，[25](p204-205)选择进入基础性的人文与自然学科学习者较少。这1情况在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故。[4](p693)在1917年1084名留日学生中，除267人进入预科学习外，选择工科者279人、医科者156人、师范者64人、商科者53人、农科者50人，选择学习法科者略有减少，为18人。[45](p597)而据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调查，1931年留日学生的专业分布在继续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学习军事、交通者大大增加，显然是受到中日间日益紧张的战争气氛的影响。[14](p398) 从籍贯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极不平衡，呈从东南沿海诸省向西北偏远省份递减的特点。整体而论，出身长江以南诸省的留日学生数量普遍多于华北诸省，原因很多。虽然留学归来后他们不1定就回到原籍活动与工作，但这1比例还是对后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限于资料，笔者无法系统廓清华北诸省留日学生的数量。从清末的统计数字来看，这1时期华北诸省的官、自费毕业生数量，占当年毕业留学生总数的10.19%，排在中游。直隶省留日学生占5.61%，明显比山东、山西两省为多。[25](p213～215) 据不完全统计，在1901～1937年间，先后共有111846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其中11703名留日学生从所在各类学校毕业。[26](p451)他们不仅在日本学习了大量的近代化知识与信息，也对日本文化的特质有了深刻理解，产生了1定的日本情结。除了部分留学生滞留日本或赴欧美继续求学外，大部份留日学生都回到了国内，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 由于地缘关系和北京是政治中心的缘故，相当多的华北籍留日学生回国后散布在家乡的各个城市，不少原籍江南的留日学生，也到北平、直隶省的天津、保定等1些较为发达的城市谋求职业，也有不少人深入小城镇和农村从事基础性工作。如1914年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有114人，1926年有54人。[5]1928年前，在北京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约有1000人。[41]回原籍大城市的多，去家乡、外地的少；从事文化、教育、实业的人多，从事政治的人少，这是留日归国群体职业选择上的1个特点。较有名气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阎锡山、段祺瑞、周作人、李叔同等。由于其对国外先进知识与信息了解较多，留日学生群体在华北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工程等各个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直隶省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建议，1898年，清廷又将鼓励官绅自费赴日本考察，列为国策之1。1901年，张之洞、刘坤1上奏清帝，“拟请明谕各省人士，如有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得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同时要求规定，今后凡“送御史、升京师、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1次，或3年或1年均可。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师、放道员者”。[43](p50)袁世凯也上奏陈说：“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入手不可”。要求“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3月，参观行政、司法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再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数年之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惟有上下1心，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31](p1161～1162)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力陈下，1905年，清帝废除延续达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时对在外学习成绩优秀者予以不同的官级奖励，在传统的进身之路封闭后，又开启了1扇新的功名之门。此后，赴日考察实业、技术及教育的官绅日众。 表2：1893～1927年间直隶省东游官绅1览表 年代 数量 考察及学习内容 考察实态 1893 1 煤矿及纺织所 1898 3 化学、机械学 全部入东京帝国大学 1899 12 机械、政治、法律、军事 全部入日本高校或军校 1900 1 军事 入日本军校 1901 11 医学、法律、师范、织染 全部入日本高校 1902 84 军事、法律、农业、教育、 55人入成城学校学习陆 政治经济学 军，3人入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8人自费入学，10 人短期考察 1903 113 法律、医学、农业、机械制 短期考察的各类官员27 造、博览会、教育、监狱、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军事、化学、电机、药学等 1904 114 军事、教育、医学、法律、商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10 业、行政、机械、化学、经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济、教育品陈列所、监狱 1905 约 军事、教育、医学、法律、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254 333 商业、行政、司法、机械、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化学、经济、监狱、农业、 警察、美术、人文等 1906 56 行政、经济、工农业、学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27 校、银行、警察、监狱、司 名，余皆入各类学校 法、警务、化学、音乐等 1907 99 地方自治、行政、学校、商 86人考察地方自治，9人 业、法律、警察、监狱、军 1般考察，余入各类学校 事等 1908 6 地方自治、经济等 3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09 4 水产、教育等，购置枕木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0 5 政治、法律、教育等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4 1 博览会 1916 10 教育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7 64 教育、水产等 53人为短期教育人员， 其中38人为各类学校教师 1918 12 教育、法律等 10人为短期考察教育人员 1919 3 纺织、化学等 均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资料来源：根据《附录2：清末民初直隶省官民东游者1览表》整理而成。[28](p210～251) 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积极推动直隶省的官绅游学。1902年，派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赴日“购买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31](p577)。1903年4月，袁世凯又派主持直隶新政的洋务局会办候补道钱荣、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工艺局会办张柢、银元局总办候补道周学熙、官报局总办候补道张孝谦、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等人，率近60人的考察团参加在大阪举办的日本劝业博览会。[35]为创办新学，袁世凯又在1903～1904年间，先后派遣直隶学校司参议丁惟鲁、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等人赴日考察学务。至1905年5月，经袁世凯之手派出赴日游学的直隶省官绅士人，“官费、自费各学生计1百数10人”[31](p116)。1905年6月，以知县名义赴日的直隶省第1期游历士绅40余人，[35]历时5个月；7月，第2期游历士绅72人；8月，第3期游历士绅60余人，历时5个月；9月，第4期游历士绅50余人。据统计，1903～1907年间，游日官绅的数量达到高潮。[39](p101)1901～1910年间，由清廷派遣赴日考察的官绅共计420人，同时各地也派遣916名官绅赴日考察，其中由袁世凯派出的官绅达到225名，高居各地之首。[32](p286)1916～1918年间，直隶省又先后派出数批官绅考察日本的教育。直至1920年后，考察日本的官绅才渐渐稀少。在这1群体中，较有名气者有周学熙、严修、黄ｊǐｎｇ＠①等人。 和留日学生进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集中学习基础知识不同的是，游学官绅多是考察实际政务或学务的，诸如农业、造币、印刷、机器、军事、纺织、学校、行政机关、司法甚至监狱等，无所不及。由于从政人员及在各地举足轻重的绅士的眼界开阔，对于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大大加强，不少新的技术工艺、新的教育方式均在直隶得以落实，使直隶省成为当时在不少方面屡开风气之先的省份。 2 更新司法与效法自治 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赴北京就任中央政府各部或赴直隶省就职，将自己所学融入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直隶省的游学官绅归国后，由于多担任官职或影响1方，在职权范围内迅速地将其在日本学到的先进管理措施，直接应用在直隶省的司法、体制管理上，对直隶省行政管理体制向近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受日本人川岛浪速与青木宣纯的提议，建立天津巡警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安效果。[16](p164,189)1903年9月，天津府知府凌福彭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洋务委员富士英，对日本各地的监狱管理，从沿革、管理制度、建筑样式、经费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回国后，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