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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1920年代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

2014-06-15 01:11

　袁世凯之后，中国完全进入了军阀时代。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琪瑞最后1次“武力统1”的尝试失败以后，北洋军阀表面上的团结不复存在。此后，军阀集团的分裂成为某种趋势，先是所谓的北洋系1分为3，然后是皖系因战败碎裂成若干个中小军阀，随后是直系分裂，冯玉祥倒戈，最后轮到奉系，郭松龄的反奉，差点毁了张作霖经营了多年的基业。主干的北洋系如此，其他的大小军阀也差不多，只要麾下的军队稍微多1点，就有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做督军的要兼手下1个主力师的师长，做师长的要兼1个主力旅的旅长，否则就可能人枪两空。那个时代的战争也别具特色，用当时外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仗不是靠枪炮而是靠光洋和烟土来打的，战前收买对方的叛徒，成为各方战略性的部署，倒戈成为大小战事里免不了的1道风景。 

　　清末的行政改革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为军阀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任何1支有点规模的军队，都可以方便地利用现成而且延伸到县以下的政权网络，为他们征粮征税，提供军饷。而地方自治的团体与机构，又恰好可以很便利地与军人结合，形成“军绅政权”（陈志让的概念）。这1时期的军阀割据，可以在从1个县到数省规模上实现，跟清末政治的演变，不无关系。 

　　但是，清末政治风云，也使得军阀政治呈现出如前所述动荡不定的面貌。清朝垮台之前，传统道德的没落已经到了“人心丧尽”的田地，以至于号称“深仁厚泽”的满清王朝，在易代之际，除了某些绝望的满人之外，居然没有什么汉人官吏为之殉节，连残暴的元朝都不如。皇权的丧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其实远非当时人所能逆料。不仅是使得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处境尴尬，用1920年代当红的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就是“5伦缺了1伦”，更重要的是导致了1般人价值导向的迷失。尽管现代军阀本身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阀所得到的，除了现代兵器和使用技术之外，只是西方“军、师、旅、团”的编制，军阀团体的结合机制，却还是传统的，过去人们1直称之为“封建军阀”，在我们长期使用的“封建”1词的传统意义上，的确不谬。 

　　传统意义上的集团，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景下，群体的维系不能不成为1个大问题。在当时，军阀对这个难题的解决，通行办法有两个，1是武力维系，即自己亲自或者让子弟掌握1部精锐的嫡系武装，随时敉平可能的反叛；2是利诱维系，即尽可能地对部下施以恩惠，进行物质收买。事实上，千年以前，唐末的藩镇和5代10国时的军阀也是这么干的。不过，这种老套路，前车有辙，并不灵光。藩镇的牙兵，最后往往变成了得罪不起、且玩自家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稍有不慎，自家的脑袋先丢在他们手里。而利诱则惯坏了骄兵悍将，5代李嗣源父子空其府库赏赐军士，却落得个身死国灭下场的旧事，其实也不能算过去太久。 

　　其实用不着追溯历史，现代的军阀们自己就吃够了苦头。段琪瑞对部下不可谓不厚，直皖开战前，发双饷不说，还要赏酒席，发面包汽水，但是打起来却没有人为他卖命，1哄而散。每个军阀几乎都有子弟掌握的“亲兵”，但照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吴佩孚号称练了1支跟成吉思汗亲卫的怯薛军1样的亲卫部队，到了战败时，宝贝的“怯薛”还不是归顺了人家。 

　　跟那时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1样，1920年代的军阀们则纷纷各寻门路，搜求某种枪炮之外的东西，以拯救传统道德缺失导致的维系危机。 

　　　　1、庙堂儒学与江湖义气 

　　北洋军阀的直系分成前直系和后直系，以冯国彰为首的前直系，实际上并没有跟皖系分家，所以，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才是民国政坛上的要角，但后直系的灵魂，实际上是吴佩孚。吴佩孚是个出身山东农家的秀才，跟那些“海归”的士官生蓝天蔚、孙传芳等相比，他属于典型的“土鳖”，却又是土鳖中旧学底子比较厚的1个。在北洋系的高级军官里，像这样的制艺秀才，确属凤毛麟角。 

　　吴佩孚是因为口才好，能在大庭广众里讲话，而脱颖而出的，所以带兵相当注意“精神讲话”，这是他与北洋的前辈所不同的地方。由于他的地域和教育背景，他用以激励部下的“精神讲话”的内容，只能是传统儒学面貌的东西。不过，传统的儒家伦理在他的手中，经过1番修补和拼接，以便能适应民国时代的新环境。在他看来，民国虽然没有了君主，但中国人的5伦，并不是真的就缺了1伦，因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91页。）既然长官与部下是君臣关系，那么儒家的伦常，就不再有什么缺损，“君纲1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1样。”（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74页。）所以，作为军人，必然要效忠自己的上司，所谓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如果不幸碰上的长官，既不为民，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70页。） 

　　吴佩孚不仅说君臣讲忠义，而且推行“武神”崇拜，他所谓的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据他考证，到清代初年，中国的武神就已经是关、岳两位，而武神的存在，作用就在于“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仰之对象”。（注：《吴佩孚先生集•传记》，第31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崇拜武神，恰在于他们的忠义，“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70页。）对于武神，吴佩孚不仅宣讲，而且经常大摆香案，率部下叩拜，力求通过仪式的演练，达到精神渗透的作用。 

　　吴佩孚对儒学的推崇，固然带有强烈的实利色彩，无非是借以维系部众，增强凝聚力。但是他本人，至少从表现上看，也确实是1个道德主义者，身体力行着自己鼓吹的看起来有点背时的道德信条。虽然大家公认他的“主公”曹锟是个蠢材，但是他即使在掌握直系全部兵力的时候，也依然容忍着这个来自保定街头的闲汉，甚至在曹锟公开贿选，使他好容易挣来的国际形象分丢失殆尽之时，他依然守着做“臣子”的本分，甘受曹锟之弟曹锐为首的“津派”的诸多闲气，“终身事曹不贰”。不仅如此，在那个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吴佩孚虽说行为有点乖僻夸张，但毕竟比较正。在军阀中，吴佩孚的确比较有爱国思想。54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注：中国国史编辑社：《吴佩孚正传》，第31～32页。）人们都知道54运动最后的胜利，是由于上海工人的声援，其实这种声援，也有在湖南前线的吴佩孚这样的实力派军人的1份。如果说这种54时期的通电，还有做秀的成分，那么吴佩孚1生所宣称的“5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却没有借1分钱外债。吴佩孚下野之后，被人赶得到处走，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军阀1样进租界避祸。为了抵制军阀任人惟亲的恶习，吴佩孚曾经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5世永不叙用”（注：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第92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的确没听说过吴家人借他的势当过官发过财。 

　　如果吴佩孚推举的是庙堂儒学的话，那么胡匪出身的张作霖则讲究的是江湖义气。张作霖的奉系，虽然名列北洋3大系，但实际上这是1个由土匪起家、基本成员均来自于土匪团伙的军阀集团。他们被列为北洋系，仅仅是因为在被收编为官军以后，由于能够战胜新军而被袁世凯接纳而已。这个集团在很长时间内，其内部的凝聚力是相当高的，其中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由于所谓的“江湖义气”。 

　　东北的土匪应该属于黑社会，或者所谓的第3社会。不过，东北的黑社会不像关内和长江流域的同类那样，那么有文化色彩，却具有相当粗糙的特质。他们没有多少等级概念，土匪的当家的瓢把儿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距过大，也最多分成两辈，也只是年齿上的分类，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与“仗义”相联系的。在东北的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1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1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1于1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注：司马桑敦：《张老帅和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第410卷，第1期。） 

　　“良心”和“义气”，是奉系的基本维系道德，张作霖最喜欢说的词儿就是“良心”，现在能看到的张作霖的字，不是“道德为心”，就是“良心”，他还曾经别出心裁地要给3民主义加上1项“民德主义”，所谓的“民德”也是“良心”。奉系培养军官的学校东北讲武堂的校训，就是“良心”，讲武堂的教育长周谦认为，良心就是“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注：《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第77-78页。）这句话用奉军士兵的话来解释，就“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 

　　讲究良心的张作霖对部下的不讲良心是非常愤怒的。郭松龄反奉以后，张作霖有1次当着部下，破口骂道：“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1个没把的，小6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1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注：王翔②《张作霖口中的张学良》，《张学良和东北军》第5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言语间充满了愤懑，还有点委屈。郭松龄死后，《盛京时报》上曾经登过1副署名“家民”的对子，上联道：“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下联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张作霖这种“良心道德”的真谛。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1种有恩报恩的情愫。 

　　良心和义气是密切相关系的，讲良心自然会讲义气。张作霖跟奉系集团的基本成员都是结义关系，这种关系到了双方即使是举兵相向，仍然可以原谅的地步。张作霖的绿林伙伴汤玉麟因反对张作霖实行文治，居然起兵造反，事败以后张作霖还是给汤玉麟官做。对于1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起用，这在其他军阀集团是不可想象的，其关键在于汤是张的把兄弟，而对于没有这种关系的郭松龄，张作霖就没这么仁慈了。有1回张作霖部下的1个旅长挪用了2104万军饷赌博，输了个精光，正当他打算逃跑或者自杀时，被张作霖知道了，被张作霖1顿臭骂之后，该旅长表示要自杀谢罪，结果张作霖又接着骂道：“你小子太没出息，1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104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29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这就是奉系的义气，1种没有正义和不讲原则的“仗义疏财”精神。不过，在奉系的成员看来，奉系之所以为奉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注：《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9页。） 

　　吴佩孚推行经过修补的传统道德维系部众，效果还是有的，但并不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虽然经过修补，可是作为传统道德基石的伦常，毕竟还是缺损的，只要吴佩孚无法证明自己就是君主，那么，部下对他的效忠就必然会打折扣。长官毕竟是有层级的，说忠于长官就是忠于君主，似乎君主太多了1些，效忠的层级也多了1些，随时随地，效忠的链条都有被截断的可能。 

　　张作霖的江湖义气也是如此。这种出自粗豪的东北地方文化的绿林结盟意识，在1定范围内对于凝聚团体无疑是有效的。但奉系毕竟是1大块土地的统治者，已经登上了上流社会的政治舞台，所以，他们不可能永远保持第3社会游民的面貌。就像所有的游民1发迹便讲究礼仪1样，自打奉系成气候那天起，他们就开始了自身的儒化，延揽文士，提倡读经。同时，由于第1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开始军队现代化，引进军校学生，提倡现代军事教育，往正规化的路上走。结果，儒化和现代化的努力，与集团固有的绿林意识打起了架，原来上不了台盘的呼卢喝雉这1套，不仅与他们将军、督军、巡阅使的身份不相符，而且时间长了，也维系不了这个过于庞大团体，新派老派的冲突日甚1日，最后终于引发了郭松龄的倒戈。 

　　　　2、佛门军汉与道家神军 

　　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1种道德资源，历代的统治者对它们都会有所借重，军阀中也有走这种偏门的，只不过，正统的宗教已经对军阀们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他们所看重的往往是宗教中的另类。1向在汉地不太流行的藏传佛教，以及某些民间道教的支派，以其浓烈的神秘氛围，得到了1些2流军阀的青睐，成为他们集团的维系工具。 

　　唐生智原来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在南北拉锯、派系纷杂的3湘之地，他最终脱颖而出，从1923年底开始在湘南据地自雄，很快将队伍扩充到号称5万人枪，成为湖南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1支。湖南军阀的分裂聚散，他虽然是受益者，但他知道，这种分裂离散也许很快就会落到他的头上。为了更地控制部队，他拉过同学帮（保定系），求助过哥老会，但效果都不好。自从结识了藏传佛教的居士顾伯叙（法号净缘）之后，他很快就迷上了喇嘛教，认为佛法不仅可以保佑他顺利平安，而且还可以帮他维系部众，成为他进行“精神讲话”的主要内容。 

　　从1925到1926年，唐生智偕顾和尚反复在部队驻地巡回演讲，为他的官兵宣讲佛法。同时将顾和尚编的“佛学大纲”发给军官，到处张贴宣传佛法的白话宣示。在进行了1段的佛法教育后，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让所有的官兵1律受戒。唐生智和顾和尚不辞辛苦，1个营1个营地为他手下的这帮舞枪弄炮的军汉们受戒，所到之处务必大治佛堂，尽量做到金碧辉煌，受戒时钟钹齐鸣，全体官兵1律身披袈裟，喝10顶礼，5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礼成，则每人发给“受戒证章”1枚，证章上1面书“佛”字，1面注明所受5戒。就这样，唐生智练成了1支数万人的“佛军”。（注：参见《长沙大公报》，1926年1月17日。） 

　　唐生智对于佛法有1套“3身真义”的解释，所谓“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注：《湖南省报界联合会特刊》，1925年11月18日。）意思就是说，佛门弟子（也就是指他的佛军）应以断除7情6欲，甘守清净为根本，慈悲为怀而享受报应，最终体现为忠义的精神，要以忠义这种道德作为佛门弟子应世立身，普渡众生的现世相。显然，这种充满实利色彩的“3身真义”说，是从佛教的3身佛说转化来的。所谓“3身佛”是说佛有3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为世法平等的实相，报身为久修功德而享受快乐的报应的形相，应身为佛为超脱众生，而变化出的各种现身于尘世的形相。而唐生智用3种抽象的道德条目来偷换佛教概念，实际上把“3身论”的佛性降格为世俗性，同时又把“忠义”突出出来，定为他们集团成员的立世之本，使原本的儒家道德在宗教意义赋予了神秘和神圣的意味。 

　　以杀人为职业的军人和悲天悯人的佛教徒，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水火不相容的两回事，唐生智生生地将他们捏在1起，其用意无非是“慨世俗之浇漓”，于是乎“借天上佛法，以维持世道人心”，从而“深冀感化群黎，豁然觉悟，同登彼岸，共证前身。”（注：《长沙大公报》1926年1月10日。）用佛教教义济传统道德之穷，借释迦牟尼助他维系军心，固化群体，1方面以佛理掺进传统道德，作为集团的精神支柱；1方面借佛教戒律的结束力来收拢士卒；另1方面利用大开法会时仪式的庄严，气氛的静肃，偶像的金碧辉煌，达到某种心灵震慑的效果。 

　　民国初年也是1个民间秘密宗教泛滥的年代，原本在清朝处于地下状态的秘密宗教，由于政治上的开禁、世道的混乱，1时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有1些居然成为全国性的大教，比如说1贯道。至于地方性的小教门则5花8门，此伏彼起。这些宗教比起传统的释、道两教，具有更强的神秘性和组织性，教义相对通俗易懂，仪式却更为神秘难解，对民众来说，也有1定的新鲜感。这些秘密宗教跟地下帮会1样，本属于第3社会，就像民国时期地下帮会诸如天地会、洪门、袍哥的某些思想和规矩，已经渗透到了相当多中小军阀的组织中1样，这些秘密宗教也被人利用来作为维系集团的某种工具。 

　　刘湘在4川军阀中，从外表上看是比较拙纳的1个，他以倒数第1的成绩考入4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也靠老师的特别照顾，但是他的内心却有很深的城府，颇工于心计，在4川军阀多年混战的大局面下，从中下级军官逐渐脱颖而出。他最后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成为4川军阀中的霸主，跟川中颇有名气的“刘神仙”以及孔孟道，有很大的关系。 

　　刘神仙名刘从云，4川荣县人，清末参加1贯道，初以卜星相测为生，多年的江湖生涯使得他既熟悉流行巴蜀的民间宗教的教义和巫觋之术，又10分狡诈和老谋深算。后来他把1贯道改头换面，自行搞起了孔孟道，到1925年已经有教徒万余名，远近闻名。刘湘就在这时经人介绍加入了孔孟道，和刘从云1见如故，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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