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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深刻影响的1场社会改革运动。由于这场运动在时间上与洋务运动前后相继，洋务派人物又活跃在戊戌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所以探讨洋务派与维新运动的关系自然成为研究维新运动的题中自有之义。很长1段时间以来，这种关系似乎已有定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于是有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是对洋务的否定，洋务派在维新运动中实质上是站在顽固派1边，破坏、抵制维新。维新运动的失败，是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共同胜利。果真如此吗？需要重新考察。
1 的确，维新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败有直接的联系。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4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2百兆以后始也。”（注：《戊戌变法》（1）第249页。）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拒和、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连徐桐这样的守旧人物，也奏请张之洞来京主持改革。当时在京且熟悉官场风气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曾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注：《戊戌变法》（4）第217页。）可见，甲午战后，国内出现了1股巨大的变法浪潮。 1向以富强为要务的洋务派战后也表现得10分活跃。虽然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陆军1败涂地，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因战败主和成为众矢之的，1时不再为清廷所倚重，但整体而言，洋务派并未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是影响朝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积极提出新的洋务建议。《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光绪皇帝发布了两道谕旨，要求内外臣工坚苦1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注：《德宗实录》卷366。）于是，洋务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5月，新疆巡抚陶模上折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顺天府尹胡燏芬上疏言变法自强10事；钦差大臣刘坤1上《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提出练兵、筑路、设厂、兴学、举办商政、工政等项措施；8月，陶模又1次上折，陈说时务，主张变法。此后有关变法的条陈和奏折也络绎不绝。 不仅老洋务派频繁亮相，新洋务派也在生成，洋务派的队伍在甲午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战败的刺激，转变了不少人对洋务的认识，由不感兴趣乃至抵拒变为理解、接受、提倡。这1点，唐才常曾有过评说：“自吴中丞狼狈牛庄而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浚其知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1洗从前迂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士靡然向风矣。”（注：《唐才常集》第170页。）曾对西学反感、冷淡的李鸿藻、孙家鼐、翁同和等人也不同程度地赞同变法。翻检1下甲午后林林总总的变法奏折，就会看到，不少人在310年洋务运动中无所表现，此时却能如李鸿章那样，夸夸其谈，大讲洋务救国了。 甲午战后，不但洋务派的队伍有所增加，洋务思潮进1步高涨，洋务思潮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注：《戊戌变法》（2），第438页。）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甲午战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他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8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对待西方政治，洋务派在战后也突破了旧有的认识，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的国会制度，洋务派也不是全然否定，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中国只是暂时无法实行，“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戊戌变法》（3）第224页。） 上述表明，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增加；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有了新的内容。这1现象在很长1段时间里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为了凸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大谈维新思潮，大讲维新派的活动，似乎戊戌仅有维新思潮，变法仅是维新派所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维新派有几人？以维新派主张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又有几家？在甲午战后兴起的改革思潮中，洋务思潮是重要的1个层次，它与维新思潮1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戊戌思潮”，2者虽有差异，但因方向趋同，能相互呼应，相互鼓荡，为变法营造了社会氛围。同样，洋务派也是与维新派颇为接近的过渡性集团，因而能与维新派合作，推进变法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新的兴起，洋务派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何以维新派能颖秀超群，使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而非洋务的继续？圆满回答这1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只能概要指出3点：其1，甲午战败，使人对只变事、不变法的洋务模式产生严重的怀疑，体制变法已是人心所向，维新派紧紧抓住这1点，宣传大变、全变，以变法统率变事，从而先声夺人，执舆论之牛耳。其2，维新派以激进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使自己区别于洋务派。1般说来，在1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激进派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人们也惯于从激进派的主张来概括运动，尽管这些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没有落实或很少落实。其3，维新派是政坛新秀。新秀比老面孔有吸引力，人们也寄以较多的希望。如此几点，使维新派能迅速凸显于政坛，叱吒风云，将各种改革主张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因此而认定仅仅是维新派单枪匹马地变法，则是片面的认识，有悖历史真实。 2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的初步开展阶段。我们先来考察这1阶段洋务派的活动。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1致或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1点，在张之洞与维新派康、梁的交往上表现得10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筹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210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1谈，每至夜深”，10分融洽。张之洞虽在孔子改制方面与康意见相左，但对康的才华颇为欣赏。（注：《戊戌变法》（4）第135页。）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词气殷勤。（注：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82页。）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绝，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上南皮张尚书书》。）另1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1人。”（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4页。）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1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1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李鸿章也不甘人后，表示要捐资加入，但主要因帝党人物极力反对，未能如愿。 上海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赴上海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1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上海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注：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1页。） 张之洞原拟派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但到上海后，强学会遭弹劾被封。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赞同黄遵宪的办报主张，共邀梁启超等人筹办《时务报》。办报经费除黄遵宪、盛宣怀等人的捐款外，则是强学会的余款。汪康年任报馆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创办后，发表了1系列改革的言论，颇受欢迎，数月之内，行销万份，受到了张之洞的称赞：“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设第1种有益之报。”他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预付报款。（注：《戊戌变法》（4）第548页。）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分别下令两省官府购阅。（注：《戊戌变法》（4）第550页。）由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的努力和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时务报》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第68页。）对维新运动颇有微词的胡思敬也说，《时务报》“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欲意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7千余册。”（注：《戊戌变法》（1）第373页。）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主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1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1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照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注：《戊戌变法》（1）第303页。）这1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与，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这些活动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声势，集中了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参与支持，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除了支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外，洋务派自己也积极进行改革变法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洋务”味道更浓1些，多集中在实业与教育上。如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并经办芦汉铁路；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兴办储才学堂、铁路学堂，在武汉创办武备、农务、工艺诸学堂等。这些活动虽属“变事”的范围，但与“变法”并不矛盾，因而与维新派的活动连为1体，相互呼应，是维新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洋务派虽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们毕竟与维新派不是1个政治集团，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2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是论学的不同。康有为先后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2书，前者指斥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后者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6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康有为来说，固然是布衣变法，事大骇人，所以拉大旗作虎皮，但由于其“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注：《戊戌变法》（1）第436页。）学术上不能立足而效果适得其反。饱读儒家经典的洋务派当然不买康的帐，指斥批评自在意中，进而疑康“心术不正”。张之洞多次劝康、梁放弃孔子改制之说，并对《湘学报》刊登素王改制之说加以干涉。其次，改革的政治诉求不同。维新派强调变法须大变、全变，主张实行民权，最终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洋务派虽然也要求1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认为“民权之说无1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1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4起。”（注：《戊戌变法》（3）第221-222页。）双方在《时务报》、《湘学报》办报方面的冲突，概缘于此。再次，作为改革派中的元老与新进，两派之间也有意气与门户方面的矛盾。洋务派视维新派为洋务新秀，总是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自己的幕僚或智囊，招致了维新派的不满。张之洞对康梁都进行过“为我所用”的试探，许以美差厚俸，但均遭婉拒。张之洞1方面支持《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却又时常干涉报纸内容和报馆的用人之权，企图使《时务报》连同维新派“入我范围”，激起了梁启超等人的不快。以致10数年后，梁启超依然愤愤不平：“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注：《戊戌变法》（4）第254页。）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注：《戊戌变法》（1）第437页。）根本不是肯寄人篱下之辈，梁启超等人也深受康的影响。洋务派笼络不成，遂有种种或明或暗的排斥攻讦。另1方面，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器重，1时间颇有青云直上之势，不免引起1些人的妒嫉。如张謇自称与康有为“群而非党”，并说：“康本科进士也，先是未举，以监生至京，必遍谒当道，见辄久谈，或频诣见，余尝规讽。……往晤，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沓，心讶其不然。”（注：张赛《啬翁自订年谱》卷下，光绪24年6月。）酸溜溜的神态，跃然纸上。由此不免有种种冷嘲热讽。 必须指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与斗争虽然存在并产生了1定的消极影响，但2者之间并非根本对立，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维新运动。这种矛盾被1些论者夸大了。例如《时务报》第40册载有梁启超执笔的《知耻会序》，其中指责清廷大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张之洞见后马上致电陈宝箴，称此文“太悖谬，闻者人人警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绝矣”，要求“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少论者以此作为洋务派破坏维新派宣传的1个证据，但在我们看来，这应属出于保护的1种规劝，不宜作诛心之论。因为张之洞同时还对陈宝箴说：“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之要端，不可不极力匡救维持”。（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26。）同样，维新派对310年洋务的批评也是1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8页。） 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自身也在变化，部分洋务官员逐渐接受维新思想，转变为维新派，如杨锐、刘光第、徐致靖、熊希龄、黄遵宪、樊锥等人。洋务元老人物也有变化。李鸿章感叹说：“我办了1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1时。如1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1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什么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可以感觉到，李鸿章对自己洋务活动的局限性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张之洞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1洋务运动的基本纲领，但与甲午前比，“体”的范围日益缩小，“用”的地盘逐渐扩大，“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都纳入了“用”的范畴，且认为西政的重要性起过了西艺的重要性。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