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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
——依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刘小萌
旗人的土地问题，是以往研究的1个重点，也是1个难点。旗地形态相当复杂，按性质分，有官庄、王庄、1般旗地之别；按来源分，有老圈、价买、典置、赏赐、置换、回赎、转让、继承等之别；按用途分，又有农庄、茔地、祭田之别。其中，茔地和祭田，作为安葬和祭祀先祖的用地，彼此关系密切，在以往的旗地研究中又很少专门的探讨 [1]，故本文将它们放在1起考察。主要考察2个问题，第1、茔地和祭田的来源；第2、茔地和祭田的制度。
1、 茔地和祭田的来源
满族人自清初起，已深深濡染汉人的孝道观，尊祖先，重丧葬，成为风靡全社会的1种时尚。厚葬必先立坟茔，尊祖需设祭田，《正黄旗满洲乌雅氏祭田记》说：“建碑以表先茔，常存报本之意，置田以备祭祀，足徵追远之诚”，表述的也就是“慎终追远”之意。[2] 茔地与祭田，作为旗人土地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来源，主要有以下7种： 来源之1，老圈地 入关初期，旗人计丁授田，所授土地均圈自汉民，习称“圈地”（后称“老圈地”）。旗人最初的茔地、祭田，多设置在自家的圈地内。康熙107年(1678年)旗人安氏茔地碑载称： 安氏佳城者，安氏所建之祖茔也。安氏世家长白，龙兴朗公（按，原文如此），公讳翁格清，旧以赵为姓，从龙之始，外同驰骋，内侍帷幄，历有奇勋……奄有4方，定鼎燕京，敛戈释马之日……遂请得畿西良邑之鲁村，膏壤近百顷，既而庶事乃备。公又怡然而喜曰：吾事竣，心则泰然而安矣。思古人每以地每以官以事而为氏，吾赞言辽安中土安，今身家亦安，是贻子孙以安，盍以安为氏？乃令举族咸以安为姓，而命名少子曰安泰。公又怃然曰：盍以安为氏？乃令举族咸以安为姓，而命名少子曰安泰。公又怃然曰：吾无不安，独先人之墓远在1方，不能伏囗祭飨何心囗。然吾老，囗无囗矣，此则子孙之责也。后以寿而卒……嗣君3人，皆歧嶷俊伟，或供职内府，或任事王田，绍先人之业而光大之。遂于庄西之近土竟获牛眠而建斯茔焉。 [3] 翁格清1家原籍长白，也就是明辽东边外的满族故地，后来随着不断壮大的后金（清）政权，先进入辽沈，接着入关并安置在京西良乡的鲁村，遂得“膏壤近百顷”。清朝入关，对8旗官兵“莫不授以土田，俾聚家室，长子孙”，授田的标准是每丁6晌（每晌6亩，合36亩）。按此方法授田，显然对占有众多奴仆壮丁的8旗贵族官员最为有利，因为“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1身，得田不过数晌。” [4] 翁格清受田百顷（即1万亩），说明他家所属的壮丁至少有200多人，应该是旗人中大户了。而众多壮丁和良田的占有，与他“从龙之始，外同驰骋，内侍帷幄，历有奇勋”的业绩又是分不开的。 翁格清原汉姓为赵，应即满洲觉罗姓，定居京畿后，因希望后世子孙代代平安，乃改汉姓为安，又命名少子曰安泰。这虽是濡染汉习，以吉祥字给子孙命名的结果，而满人改姓命名的随意性，据此也可见1斑。 旗人“从龙入关”以后，或安置北京内城，或分屯畿辅各县。前者为城居旗人，后者为屯居旗人。翁格清功成志满，退居庄田，当属“屯居旗人”之类。但从他3个儿子“或供职内府，或任事王田”的记载看，8旗子弟或当兵出仕，或在家掌管农事，本没有截然的界限，只是各种机缘和个人选择的结果。 旗人入居北京后，祖坟均在关外，路远山长，祭扫祖茔成为许多旗人终生梦牵魂绕而难以成真的事。康熙帝在平定全国后，特意网开1面，准许在京旗人去奉天设庄守墓，凡是退回所分畿辅旗地，可以在奉天如数拨给熟地。但绝大多数旗人显然更愿意留居北京，虽然他们将辽东视作原籍，但真正有条件殁后归葬的却寥若晨星，现实的选择只有在京郊设立新茔。翁格清就是如此，他选定的茔地就在良乡鲁村西的圈地上。 清朝入关初，旗人世家望族广占田土，最初的茔地多建于自家的圈地。马佳氏是清代满族望族之1，与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纳喇、董鄂、辉发、乌拉、伊尔根觉罗诸氏并称“8大家”。曾涌现赫东额、克库噶哈、雅希禅、图海、马尔赛、和起、升寅、宝琳、绍英等名将、名臣。该族族大支繁，早在入关前已析分为1系列宗支，各有茔地。开国名将雅希禅，天命年间卒，葬在盛京（沈阳）东北曾家屯。至其孙纳新、洪海，始随清世祖入关，设新茔于北京安定门外东北102里关家庄地方，奉雅希禅为始葬祖。茔地方圆2百余亩，系老圈地。[5] 镶白旗汉军高其位、高其佩兄弟，都是康、雍之际的显宦。其位官至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佩官至刑部侍郎兼正红旗汉军都统。后者还以指头画知名当世。他们的第1世祖高友，明万历间自山东莱州府高蜜县草桥村迁居辽东的铁岭卫，其后人于清初入旗，祖坟在沈阳新城堡。及第4世高尚仁、高尚义等“从龙入关”后，设坟茔于广渠门外老虎洞圈地。到第5世高天爵时，又在左安门外周家庄燕儿窝圈地设立新茔。以后随着子嗣繁衍，茔地也不断增置，然多为价买，已非老圈旗地。[6] 另据档案中记载：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6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10里堡采立坟茔时，将自己名下圈地1块，座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作为后辈公中祭田，每年收取租银9106两。[7] 厢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1项，每年收取租银810两，除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10房公分。[8] 这些记载说明：除茔地外，旗人的祭田也往往源于圈地。[9] 清开国勋臣、汉军旗人范文程卒于康熙5年（1666年），其祖茔原在关外，本人殁后则安葬在北京怀柔县城北红螺山下卢庄村西的新茔。[10] 范家祭田也相应分为两处。乾隆2102年（1757）范文程嫡裔重立的《范公（文程）祠墓碑记》，碑阳刻祠堂规制图、关东（即辽东）熊岳地方祭田义产清单，碑阴刻熊岳方位图。清单上载明：范氏在熊岳的祭田义产有6百晌，每百晌地设壮丁10名，分属都统、少保、司马、勋爵、司农、兼山等6房。后来又购置地106顷1106亩；房1百5107间。[11] 其中，6百晌祭田义产都是红册地（即入关前圈占的旗地）。可见，范氏祭田包括圈地和购置地，而圈地是主要的部分。资料又显示：祭田只占范氏全部红册地中很少的1部分。[12] 不过，到了晚清，范府的实力亦如大清王朝，走过了“烈火油烹、繁花似锦”的好时光。耕种祭田的壮丁不断逃亡，[13] 范府只好将他们遗下的土地招民佃种，收取地租。 来源之2，购置地 顺治、康熙年间，旗地来源单1，决定了旗人的茔地、祭田主要设置于自家圈地，以后旗地来源日呈多样，购置地随之构成茔地、祭田的重要来源。购置地，也就是价买得来的土地。 在茔地的选定上，“风水”的好坏，逐渐成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购置地增加的1个因素。风水，又叫堪舆，堪指天道，舆指地道，综合起来，堪舆是指地理形势和自然环境。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求得人和天地、自然的和谐，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便是讲究风水的宗旨。具体到选择茔地，必须考虑的要素包括“气”（取吉气，避煞气）、龙（山势）、穴（穴地）、砂（穴地前后左右回护的山峰）、水（与龙、穴、砂相关的流水或静水）以及位向，只有在这些方面都符合规矩，才称得上是风水宝地。但风水好的地点未必在自家老圈地内，在这种情况下，购置就成为添设新茔的重要手段。 另外，子孙后代不断繁衍分析，祖茔内余地逐渐减少，也促使旗人寻找新的来源。《德敏墓碑志》说：“惟我祖茔限于地狭，难以安葬，余无可如何，图维数载，方卜葬于东直门外东坝之北，另造新茔，立向子午，兼癸丁3分。周围植树3百余株，置地2顷3105亩5分。” [14] 德敏隶满洲镶白旗，乾隆9年（1744年）、2106年（1761年）两任荆州将军，第2次任职不久后殁，诰封光禄大夫。他请风水先生寻访数载，才在东直门外东坝之北选定新茔。所谓“置地”，也就是购地。 又元福撰《乌雅氏祭田记》载：乌雅氏世隶正黄旗满洲，族大支繁，原难备载。其中元福1支始祖名翁握春，例赠光禄大夫，高祖名莫尔欢，官员外郎；曾祖名明安图，授职分部主事。[15] 自始祖以至高、曾3代，俱葬于京北大屯。祖名天文，隐居未仕，殁后葬于房山县北羊头冈村南。元福父亲名常明，生兄弟2人，长即元福，弟名元禄。两兄弟“幼而读书，长而俱入国学”。及年长，元福随父亲在乡料理家务，元禄则在京应事。元福生子4人，元禄生子5，其时家道日隆，人丁亦盛，孰知不数年间，元福之父、弟以及3子相继亡故。这给元福的心理造成沉重打击。碑文中还提到，常明死后没有随其父天文葬在房山县北羊头冈村，而是回葬京北大屯的祖茔，“以守先人之墓为念”。 常明生前以祖茔狭隘，曾命元福在祖茔之北另择新地设茔，并将设立祭田的大事托付给他。而当元福撰写此碑时，距父亲辞世已过10数年，他本人也已710有1，垂垂老矣，“忆吾父属吾之言，有不能不急为之图者”。于是“就吾父与吾所置地亩，在羊头冈者，旗地4顷、民地4顷610亩，并有羊头冈所居房屋1所，共为祭田。” 元福设立的祭田在祖父天文墓地所在的房山县北羊头冈村，都是置买的旗地和民地，共计8顷610亩，还有房屋1所。为此，他亲撰《祭田文》，镌碑树立。谆谆教导后嗣：“是祭田也，是祖、父艰难辛苦不易得之者也，是祖、父夙夜矜持惟恐失之者也。尔子孙其之克勤克俭勿怠勿荒，尚其遵祖训，听父言，勿以其为虚文故事也。” [16] 最迟从清代中叶起，置买已成为王公设置园寝地的重要手段。以乾隆帝第5子荣纯亲王永琪1系为例，先后设立了4处园寝，即：密云县董格庄荣纯亲王园寝、丰台区大灰厂荣恪郡王绵忆园寝、房山县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海淀区马连湾载钧贝子园寝。这4处园寝，除1处是官府代购外，其余3处都是置换或购买的。[17] 醇亲王奕 ，是晚清政坛上1言9鼎的人物。他是道光帝第7子，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皇后胞妹，正因为有了这层至亲关系，他先为慈禧皇后篡权“垂帘听政”出了大力，后又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故几10年间宠荣不衰。在慈禧太后的意旨下，醇王1家竟出了两个皇帝（即光绪帝和宣统帝），贵显无比。即便有这般权势，醇王的园寝也是通过置买得来。 醇王为了选择风水宝地，颇费心思。事成之后，他将置买园寝的经过赋诗刻石说： 中情犹豫逐时添，卜吉迟迟岁月淹，立异漫夸3识慧，决疑须协2人占，心通柳暗苍明境，语绝瓜田李下嫌（原注：妙高峰风水经李尧民看定本无疑义，旋有称不可用者，复倩萧山叶绣圃来视，始知皆属子虚）分付舆儓宜便了，朴诚忠信喜相兼（命7品首领太监范常喜、护军校色克图董厥事，1切章程均极周妥，山田互易，公平售买，亦毫无抑勒沾染，虽由余指画，伊等实能恪遵）。戊辰嘉平年囗月作并书勒石。[18] 戊辰年即同治7年（1868），醇王是在这年秋选定妙高峰东麓作为茔地的（在今北京海淀区北安河乡妙高峰）。此地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有唐代法云寺遗址，金章宗时，此处又是西山8院之1的香水院。当时他正在蔚秀园养病，某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该庙距妙高峰不过10里之遥，是醇王旧仆、太监王照禄、王正光修建的。他们带着风水先生李唐（字尧民）和醇王1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认为该处“点穴最佳”，醇王喜极，不复狐疑，1言决断 [19]。但不久就有人谓此处不可用，于是醇王又请叶绣圃再视，叶以为“不可用”1说“皆属子虚”，使醇王最终拿定主意，在此修筑园寝。醇王诗追述了选定吉壤的曲折过程，并对“山田互易，公平售买，亦毫无抑勒沾染”的做法表示满意。 为了帮助醇王置买茔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还拨给了白银5万两。对此他不禁感激涕0，特别赋诗1首，刻碑立于园寝，作为纪念。诗曰：“深公祗解巢由隐，支叟无由谢俗缘，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原注：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5万两）[20] 。慈禧太后的恩赐，无非是对醇王的笼络。可见，在所谓“公平交易”的背后，体现的依旧是宗室王公的巨大特权。这应是王公贵族置买地与普通旗人置买地的基本区别。 来源之3，置换地 在茔地的多种来源中，置换地是比较特殊的1种。所谓“置换地”，也就是用自家土地交换来的茔地。旗人戴全德撰《北山墓地记》说：他家祖坟在顺义县彰禧庄，是老圈地，自高高祖以下已安葬5代，因无隙地，只好另择新茔。选择新茔的标准有2，1是距祖坟不宜太远：恐离祖墓太远，子孙祭扫时“顾其近宗而遗其远祖，失水源木本之义”；2是风水要好，必须是堪舆家认定的“吉地”。最后选定的新茔地在昌平州东（今怀柔县城西东坟村），距祖坟3105里，便于岁时祭祀，子孙省视，且地方偏僻，价值不昂。 新茔地共101顷4108亩8分3厘，其中阴宅占地5103亩3分3厘，阳宅占地5107亩，家庙安云观占地101亩9分3厘。以6顷作为看坟人的赡养田，其余部分招人耕种。在上述茔地中，有6顷余是戴全德用俸银购买的，另外有5顷官田，则是遵例用比它多3倍的自置地交换的。在设置新茔的同时还拨出通州大兴庄地103顷6109亩，立为祭田。[21] 按清制：“官员人等坟茔不能容葬者，准其兑换官地为茔”。 兑换条件，1是必须按1比3的比例，即“每官地1亩给地3亩，准其兑换”，2是交换后的土地收益要高出原来的土地。这成为8旗官员置换官地为茔地的通例，有关交换事件不仅载在碑文，也屡见于档案记载：乾隆10年（1745年），正白旗满洲工部员外郎清福向内务府会计司呈称：用自置东直门外驼方营道南地510亩、孙河马连店地1顷，换取驼方营道北内务府奉宸苑所属花匠郑名荣名下当差地510地，作为茔地。征得郑名荣亦同意后，会计司以清福所请符合“凡更换坟地者，每官地1亩，给地3亩交换”之例，准其更换地亩，并移咨正白旗满洲都统、奉宸院，派人带领双方当事人将更换地亩互相明白指交，记入各自档案。[22] 有的旗人为了征得对方同意，不惜用高出对方3倍的土地兑换。嘉庆元年（1796年）8月初6日掌仪司呈稿《为咨行事》载称：镶白旗满洲道崇福因“祖坟狭隘，不能容葬”，呈请将红契自置坐落顺义县西后桑园村地方地共地2顷110亩内，拨出地1顷4104亩，遵照3亩兑换官地1亩之例，兑换掌仪司所属果园壮丁徐进荣名下坐落广渠门外燕窝村官地4108亩为茔，并情愿将契内余地6106亩1并给徐进荣名下添补当差。道崇福的2顷110亩地，共取租钱5107千5百510文，比徐进荣4108亩地的地租多出了109千1百510文，因“比官地租息，有盈无辍[绌]”，掌仪司呈准了这起交易。[23] 嘉庆2年（1796年），绵8爷贝勒府用本府坐落通州台户村地3顷2107亩兑换阜成门外8里庄南边核桃园地方内务府花匠马平的1顷09亩地。贝勒府所指地比马平的官地整多3倍，每年取租钱1百310吊8百文，比马平的官地地租还多出8百文。经内务府核准换给。[24] 这又说明，即便是王公贵族，兑换茔地时也必须遵守有关规定。 清中叶以降，因数10万旗人长期聚居京城，使越来越多的人遇到“祖茔因年久地窄，不能容葬”的问题。另辟新茔，成为他们朝思暮想的1桩心事。近郊寻找不到，只好到远郊寻找，到后来，连在远郊或畿辅各县兑换茔地也成为1件难事。嘉庆3年（1798年）3月，正黄旗满洲贡生灰瑞，指自置坐落新城县旗地4顷110亩，每年取租钱1百02千，兑换该县上清河村香灯官地1顷3106亩余，每年官征租银2102两2钱余，作为茔地。寻经内务府查清，灰瑞所指香灯地，已经正黄旗副催长福宁呈递兑换为茔。灰瑞的要求自然落空。[25]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些旗人兑换茔地，首先注重的是“风水”的好坏，至于地价的高低、租钱的多少，考虑倒在其次，所以才会出现不计较地价和收益的现象。不过，换1个角度看，官府之所以规定兑换地必须按3比1的比例，也是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到损害。顺理成章的推理是：旗人用于兑换官地的土地，通常都是硗瘠薄收或者地理偏远、难以管理的土地。只有在这1前提下，3比1的兑换比例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除官地外，旗人兑换民地为茔有时也参照3比1的比例。北京西郊恩济庄关帝庙，原置有民地1段，在8宝庄村西，计地5102亩，租银2106两。咸丰3年（1853）有旗人崇宅欲兑换此地为茔，遂与关帝庙住持议定：换出双槐树村北地5段共计1顷6103亩，每年取租钱1百810吊。崇宅换出地约当换入地的3倍，收益则相当换入地的6倍。[26] 在宗室王公中，奕绘贝勒的园寝是典型的置换地。他看中的园寝在今房山县大房山之东的大南峪，明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曾为宝珠禅师王能贵建天台寺于峪中，从此，大南峪成为天台寺产。至清道光年间，天台寺早已衰败，4面地界又受到豪强侵蚀。道光104年（1834），奕绘方袭多罗贝勒，派府员求访茔地，爱天台寺山林幽静，命2等侍卫阿禅泰用府中采育（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地两千亩（多于天台寺地3倍有余）与寺僧商换得之。奕绘雅好文学，诗词文章皆称名当世，亲书易地诗券交给寺僧，存于上院法源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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