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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_历史学毕(2)

2014-07-06 01:06
导读:涉足史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
涉足史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和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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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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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借助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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